陆文慧第一次摸到那根红线,是入职的第二十八天。
那根线不是缝纫机上的面线,不是锁边机里的底线,它从车间天花板的裂缝里垂下来,悬在半空中,微微晃动。陆文慧盯着它看了几秒,伸手去够,指尖碰到丝的瞬间,线“啪”地断了。断口处渗出一滴暗红色的液体,滴在她手背上,她低头一看,不是血,是一滴已经凝固了的红油漆。她擦掉那滴油漆,抬头再看,天花板上的裂缝已经合拢了,什么都没有。
她对着那根断线发了很久的呆。坐在她对面工位的周姐伸过手来在她面前挥了挥:“文慧,发什么愣?线断了换一根就是了。”陆文慧说:“周姐,你刚才没看见天花板上有根线?”周姐抬头看了一眼说没有,然后又低头踩机子了。陆文慧没再追问,可她总觉得那道裂缝在看着她,在那些日光灯照不到的阴影里,用脱了漆的、生了锈的、半睁半闭的眼睛。
陆文慧在这间制衣厂当车间主任已经快三年了。
厂子在川南一个叫“棉溪镇”的地方,不大,四层楼,两百多个工人,专做外贸订单。这几年行情不好,订单越来越少,工人走了一拨又一拨,留下来的大多是跟了老板十几年的老员工。陆文慧是老板从外面挖过来的,工科毕业,懂管理,会排工序,压得住场子。她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改革计件工资制度,把那些磨洋工的老油条治得服服帖帖。工人们背后叫她“铁娘子”,她不在乎,她要的是效率,是交期,是月底那笔准时到账的工资。
制衣这行,她干了快十年,从车位做到组长,从组长做到主管,什么机器没见过,什么布料没摸过,什么刁钻的客户没对付过。可她从来没有在一间车间里,同时感受到过如此浓烈的、纠缠的、像被什么东西诅咒过的气息。不是机器的机油味,不是布料上的甲醛味,而是那种从墙壁缝隙里、从天花板夹层中、从水泥地面底下渗出来的、潮湿的、微酸的、像无数张嘴同时哈出的热气。那种气味从她第一天走进这栋楼就缠上了她,起初很淡,淡到她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后来慢慢变浓,浓到她在车间待久了会觉得后脑勺发紧,太阳穴突突直跳。她问过其他工人,有人说闻到了,说习惯了;有人说什么也没闻到,说她鼻子太灵了。只有一个姓周的老阿姨,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神神叨叨的,拉着陆文慧的袖子说了一句让她后背发凉的话:“那不是气味,是怨气。这栋楼里死过很多人,她们的魂没走,困在机器里了,困在那些线头里了,困在她们生前数也数不清的针脚里。”
陆文慧以为周阿姨在说疯话,没在意。可是第二天,楼上车位就出了事。
出事的是三楼的赵小禾,十九岁,从贵州来打工的,来厂里不到半年。那天下午陆文慧正在办公室看生产报表,忽然听见楼上传来一阵尖叫声,不是那种被剪刀扎了手的尖叫,是那种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变了调的、像被人掐住脖子的嘶吼。她扔下报表跑上楼,看见赵小禾坐在缝纫机前,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浑身剧烈抽搐,眼睛翻白,嘴里不断重复三个字——“缝上它,缝上它。”两个工人按着她,按不住,她的手指死死抠着缝纫机的台面,指甲嵌进木头里,掰都掰不开。
陆文慧冲过去,抓住赵小禾的手,那只手冰凉的,不像活人的温度。她用力掰开她的手指,看见赵小禾的手心里攥着一根红线,和她那天在车间天花板上看见的一模一样。她扯出那根红线,赵小禾的抽搐渐渐停了,翻白的眼珠慢慢落回原位,整个人软塌塌地瘫在椅子上,像一截被抽走了骨头的蛇。陆文慧把那根红线攥在手心里,指尖在微微发烫。她问周围的人怎么回事,有人说赵小禾刚才踩机子的时候,机器忽然自己转了起来,没人踩踏板,针头自己上上下下,缝出一串密密麻麻的线迹,赵小禾想去关电源,手刚碰到开关,人就变成了那样。
陆文慧走到那台缝纫机前,弯下腰看针板。针板上缝着一块布,白色的,方方正正,上面用红线缝出了两个字——“救我”。她盯着那两个字,脑子里嗡嗡响。她把那块布从针板上拆下来,塞进口袋里,又去找赵小禾。赵小禾已经不抽了,可整个人呆呆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不说话也不动。陆文慧蹲在她面前,喊她的名字,喊了好几声,赵小禾的眼珠才慢慢转过来,看着陆文慧,嘴唇翕动了几下,发出一个极轻极细的声音。
“陆主任,机器里有个人。”
陆文慧皱了一下眉。
“她掐着我的脖子,”赵小禾指了指自己的喉咙,“她说她在这里面困了好久,她想出来,可她出不来。她让我帮她,她说只要我把那根线缝完,她就能出来。”
陆文慧想继续追问,赵小禾已经闭眼了。陆文慧只好先让两个工人送她去楼下医务室休息。等人走了,她把那台缝纫机的电源拔了,蹲下来仔细看那块针板上的布。布料很轻薄,白底,不像是平时做活的库存料,倒像是个人从衣服上撕下来的一样东西,方形边缘微微卷曲,带着手工撕裂的毛边。红线绣的字不算工整,可每一笔都深深扎进布面里,断了几处线头又重新起针,像是一个手在抖的人紧咬牙关硬撑下来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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