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那股气味一直在。不是从地面上飘上来的，是从塔吊的钢结构内部渗出来的，铁锈的腥味底下，藏着一股极淡极淡的甜。她已经闻了很久了。她不知道那股甜味从何而来，只觉得在驾驶舱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待久了，鼻子深处有一种隐隐的胀痛。
余春娇在那个工地上开了半个月的塔吊。每天早出晚归，吊钢筋、吊模板、吊混凝土。一切正常，没有异常，没有怪声，没有怪味，甚至连那个困扰了她很久的梦都没了。每天收工以后回到出租屋，洗完澡躺到床上，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天亮。
她以为自己终于走出了那场漫长的失眠，以为那些梦境和老周的死一样，只是她生命中的一段意外插曲。她甚至在考虑要不要给陈老板打电话，问问他后面的活还要不要人，工钱能不能再加一点。
那天下午，她正吊着一捆钢管往三楼的楼面上送。塔吊旋转到某个角度的时候，操纵杆忽然卡住了。她使劲推了几下，推不动；拉了拉，拉不动。塔吊还在转，大臂以恒定的速度缓缓划过天空，变幅小车停在大臂中间的位置，吊钩悬在半空中，一动不动。她低头看了一眼力矩限制器的显示器，数据在跳动，不是正常的跳动，是那种毫无规律的、忽大忽小、忽正忽负的乱跳。她用力拍了几下仪表盘，显示器闪了两下，灭了。
操纵杆还是卡死的。她松开手，操纵杆没有复位，停在那个推了一半的位置，像一只被冻住的手。她往窗外看了一眼，吊钩悬在三楼楼面上方，钢管还吊在半空中，晃晃悠悠的，随时可能坠落。她试图用塔吊的备用电源启动紧急操作系统，备用电源没电，指示灯不亮。她使劲按了好几次，什么都没有发生。
她从驾驶舱的窗户探出头，往下看了一眼。地面上那个供桌还在。那三炷香没有灭，香烟从供桌上升起来，在无风的工地上升得笔直。可那烟不是白色的，是灰黑色的，浓稠的，像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尘。烟柱的正下方，塔吊底座的水泥台上，蹲着一个人。佝偻着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正在低着头摆弄什么东西。他的姿势像在拧螺丝，又像在摸索着什么东西。
余春娇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试图给陈老板打电话，屏幕显示通话拨出。她听见听筒里传来“嘟嘟嘟”的接通音。
手机响了。不是从听筒里传出来的，是从驾驶舱外面传出来的，从塔吊的金属结构里面渗出来的，闷闷的，沉沉的，和半个月前她第一次启动这台塔吊时听见的那个声音一模一样。那是老周的手机铃声。
余春娇挂断电话，铃声停了。她盯着那个蹲在塔吊底座水泥台上的人，慢慢看清了那件深蓝色工作服的领口露出的一小块暗红色的、像是被什么东西烫过之后留下的疤痕。那是老周的。老周以前在工地上被电焊火花烫过，脖子侧面留下了一块拇指大的疤。他剃了光头以后，那块疤就更明显了，白花花的头皮衬着那块暗红色的疤痕，每次她在塔吊上低头往下看的时候，一低眼就能看见。此刻那个蹲在塔吊底座水泥台上的人，脖子侧面也有一块拇指大的、暗红色的疤。
他缓缓抬起了头。
余春娇的脑子嗡了一声。那张脸不是老周的脸，是她自己的。
她的手机掉在地上，屏幕朝下，摔成了蛛网。那股呛人的、混着铁锈和甜腥的气味灌满了整个驾驶舱，她捂住了口鼻，趴在操纵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她不知道自己在那间小小的、悬在半空中的铁皮盒子里趴了多久。当她再次抬起头的时候，地面上什么都没有了。供桌还在，三炷香还在，香烟从香头上升起来，在晨风里扭成了几道弯弯曲曲的线。白烟，不是灰黑色的。塔吊的操纵杆松动了，她一推，变幅小车往前走了，吊钩缓缓降下去，那一捆钢管稳稳地落在了三楼的楼面上。
她从那台塔吊上下来以后，再也没有上去过。她给陈老板打了电话，说身体不舒服，干不了了。陈老板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休息几天，后面还有活。她说不用了，以后都不干了。
可是陈老板的工地，她后来还是回去了一次。不是去开塔吊，是去把工钱结了。陈老板在项目部办公室里把一沓现金点了两遍递给她，她接过钱的时候，发现陈老板的手背上有几道暗红色的抓痕，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挠过，结了痂，痂壳还没脱落。她问怎么弄的，陈老板说没事，被钢筋刮了一下。他没有看她，低下头继续在手机屏幕上戳。
余春娇从项目部出来的时候，路过那台塔吊。塔吊停在那里，大臂指着正北方向，吊钩收在最高点，变幅小车贴着塔身，一动不动。底座周围的供桌已经撤了，水泥地上还留着一圈被香火烧过的黑印子。黑印子围成了一个规则的圆形，圆形的直径大概有两米。圆心正对着塔吊的底座中心，像一个被精准画出来的靶。
那个圆让她想起了一件事。老周死的时候，法医在现场勘查时发现，老周倒在塔吊底座的旁边。离塔吊底座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不规则的、半圆形的痕迹，像是被什么东西反复摩擦过后留在水泥地面上的擦痕。那道擦痕在老周身体周围转了大半圈，然后突然断了。他盯着那些擦痕看了很久，丈量了距离，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几个数字。余春娇问那个痕迹是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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