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冬，萨尔温江沿岸的寒风卷着枯叶，掠过缅北21个县的县城门楼。此时，首批1万名身着褪色灰布军装的自卫军老兵，正背着行囊走出军营——他们中有人带着对英作战时留下的伤疤，有人握着楚氏兵工厂特制的纪念匕首，即将奔赴各县的武装警察营（后部分改称地方保安团）。从这一年开始，楚阳启动了为期五年的“老兵归位”计划：每年安排1万名自卫军老兵退役，充实地方安防力量，用经历过实战的铁血骨干，为缅北织就一张覆盖城乡的“安全网”，让自治政权的根基在平稳发展中愈发坚固。
1925年的缅北，虽已实现初步自治，但地方安防仍是短板——各县的治安多靠临时招募的民团维持，缺乏纪律性与战斗力，面对英军纵容的土匪、土司武装的袭扰，常常力不从心。而自卫军中，3.2万首批老兵已服役四五年，经历过噶弄山抗英、掸邦剿匪等实战，不仅战术过硬，更对华联党有绝对忠诚。楚阳深知，让这些老兵退役后奔赴地方，既是对他们的安置，更是为地方安防注入“强心剂”。
首批退役的1万名老兵，是从3.2万老兵中精心筛选的：优先选择年龄28-35岁、有指挥经验（班长及以上）、无重大伤病的士兵，且需通过“忠诚度审查”与“战术考核”——前者由统调局军政自查处负责，核查是否有违纪记录；后者则由楚强亲自带队，考核“山地防御”“街巷清剿”等地方常用战术。
动员会上，楚阳站在老兵队列前，声音沉稳有力：“你们在战场上守住了缅北的门，现在要去守住每个县的家门。到了地方，你们还是‘自卫军’，要护着百姓，不能丢了自卫军的脸！” 老兵们齐声应答，声音震得营区的旗帜猎猎作响——对他们而言，退役不是结束，而是换个战场守护缅北。
按照“每县一个标准营”的规划，1万名老兵被分配到缅北21个县，每个营编制476人（剩余人员补充到总部机动队），下设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后勤排，装备配置向实战倾斜：
每个营配备毛瑟98k步枪300支、MG08重机枪12挺、75mm步兵炮2门（均为楚氏兵工厂自产），弹药储备满足30天作战需求；
营长、副营长全部由服役五年以上的老兵担任，且需有对英作战立功经历——比如果敢县武警营营长楚虎，曾在噶弄山战役中带领全排击退英军一个连，身上留着三处弹伤；连排长则从退役老兵中选拔，确保指挥层全是“实战派”；
每个武警营的驻地选在县城外围的制高点，既能快速响应县城治安需求，又能监控边境或交通要道——曼德勒北部县的武警营，就设在滇缅公路旁的山头上，扼守着移民与物资运输的关键通道。
当年雨季，佤邦某县遭遇洪水，武警营全员出动，用军用帐篷搭建临时安置点，还帮村民转移粮食、加固房屋，县长在给楚阳的报告中写道：“有老兵在，百姓心里就有底。”
从1926年开始，楚阳坚持“每年1万老兵退役分流”的机制，且根据地方需求，将部分县的“武警营”改称“地方保安团”——名称虽变，核心职能不变，仍以退役老兵为骨干，同时吸纳本地青年，实现“老兵带新兵”的良性循环。
这一年退役的1万老兵，除了承担安防任务，还多了两项职责：
配合内务部，帮新移民搭建住房、划分土地——在克钦邦新垦区，保安团老兵带领移民开垦荒地20万亩，还教他们用“军用帐篷改造临时粮仓”，避免粮食受潮；
老兵中懂农业的，配合农业厅，向村民推广楚氏的“改良稻种”——在云南移民集中的曼德勒东部县，老兵王福带着村民试种改良稻，亩产从250斤提升到380斤，村民们都喊他“王师傅”。
这一年，英军在缅北边境频繁搞“小动作”：派侦察机低空侦察、纵容土司武装袭扰。针对此，退役老兵主导的保安团与自卫军建立“协同机制”：
保安团在边境村寨设立“信息点”，村民发现英军动向，可直接向保安团报告，再由保安团传递给自卫军；
每季度，保安团与自卫军进行一次“边境防御演练”——在萨尔温江中游，保安团用“战壕+铁丝网”构建防御工事，自卫军则用迫击炮模拟英军进攻，双方配合愈发默契。
当年秋，英军纵容的掸族土司武装试图攻占某边境村寨，保安团与自卫军联合作战，仅用2小时就击退敌人，还缴获了2挺英军制式机枪。
到了后期，退役老兵的角色从“主导者”逐渐转变为“引导者”：
每个保安团招募100-150名本地少数民族青年（佤族、掸族、克钦族），由退役老兵担任教官，教他们战术与纪律——在佤邦县，200名佤族青年加入保安团，在老兵的带领下，不仅学会了使用步枪，还懂得了“民族平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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