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春，兴南国军委会的窗棂透进暖光，楚阳指尖摩挲着杨金秀转交的厚厚一叠报告，纸张上密密麻麻的“士兵违纪”记录，像一根根细针，刺破了全面接管后的安稳表象——第三师老兵强占商户铺面、第五师二团军官挪用军饷宴请、边境驻军与鸦片贩子私相授受……这些曾随他出生入死的“自己人”，如今成了军纪涣散的“破窗者”。
楚阳靠在藤椅上，目光飘向窗外的练兵场，思绪却回溯到二十年前的镇南县徐子营村。1913年，他带着楚氏族人起家，那时的队伍是“家门口的兄弟”，知根知底，不用讲太多规矩，一个眼神、一句嘱托，就能让所有人拧成一股绳；1914年出任保安团团长，麾下仍是镇南老乡，部队驻地离家乡不过几里地，他的眼皮子底下，没人敢越雷池半步，“宪兵”二字，从未出现在他的考量里——在他看来，乡里乡亲的情谊，就是最好的“纪律”。1921年拿下缅北，是队伍扩张的关键节点。彼时地盘骤增、兵员翻倍，身边人曾提议“立点规矩、设个督查”，可楚阳犹豫了：刚打下的地盘还没焐热，兄弟们跟着他从镇南打到缅北，吃了太多苦，这会儿就急着“拿规矩管人”，未免太过不近人情。更何况，华联党刚成立，根基未稳，高层多是创业元老，底层多是投效的旧部，真要是出了违纪的事，对高层只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底层便推给部队自行处置，大多是批评教育、写份检讨便不了了之。唯独“判党叛国”这类重罪，才会交给统调局调查、送军事法庭审判。
“不是不想管，是时候未到。”楚阳当时常对身边人说。可他没料到，这份“人情味”，竟在全面接管兴南国后，成了滋生松懈的温床。1930年7月接管以来，政务接收、土地丈量、实业整顿占去了他全部精力，军队的纪律问题被暂时搁置，而那些跟着他从镇南一路拼杀过来的老兵，心里渐渐生出了“功成身退”的念头——“老子辛辛苦苦打了二十年江山，现在兴南国是咱们的了，享受享受怎么了？”
这句话，杨金秀在报告里提了三次，是从违纪士兵口中直接问出来的。楚阳看到时，心脏猛地一沉。他忽然明白，队伍大了，人心就杂了；地盘广了，监管就难了。靠“乡情”“人情”维系的纪律，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就在这时，后世那支军队的身影突然浮现在他脑海——那支拿着旧武器、穿着粗布衣，却能一路横扫强敌的队伍。他们没有精良的装备，没有雄厚的补给，却凭着铁一般的纪律，从井—山走到圣地，从西—坡走向全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纸上的文字，是刻在每个士兵骨子里的准则：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正是这份对纪律的敬畏，让他们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胜利。
“兴南国的军队和政府，不能走上国大党的老路。”楚阳猛地坐直身子，指尖在桌面上重重一敲，“要打胜仗，先立纪律；要立纪律，先建体系。”他终于下定决心，不仅要引进宪兵制度，更要构建一套覆盖军队与地方的监察网络——让纪律成为兴南国的“底气”，让敬畏成为所有人的“本能”。
楚阳将杨金秀和楚强，楚礼召到书房，桌上摊开的纸上，写着三个遒劲的大字：“纪、监、宪”。
“现在的问题，不是士兵不懂纪律，是没人管、管不住、管不深。”楚阳指着纸上的字，语气坚定，“过去靠人情，现在必须靠制度。我要建三个机构：军队设宪兵部队，归军委会直属；地方设纪委，专门监督党员干部；中央设监委，统管全军全国的监察工作。三者各司其职，又相互衔接，把纪律的网织密，把敬畏的根扎深。”
楚强是军事出身，最清楚军队纪律的重要性：“主任，军队里的老兵油子多，光靠批评教育已经没用了。但宪兵归军委会直属，会不会让各部队觉得‘手伸得太长’？”
“就是要伸到每一个角落。”楚阳语气不容置疑，“过去把违纪交给部队自己管，就像‘老子管儿子’，难免护短。宪兵是‘军中警察’，有独立的执法权，不管你是老兵还是军官，只要违纪，一查到底。这不是不信任，是对军队负责，对兴南国负责。”
杨金秀则更关注地方与军队的协同：“地方上的官员，很多是从军队转业的老兵，他们习惯了部队的‘宽松’，到了地方更容易贪腐。纪委和监委怎么分责，才能避免推诿？”
楚阳拿起笔，在“纪”和“监”下面分别画了横线：“纪委管‘党’，监委管‘权’。纪委负责监督华联党员，不管是军队里的党员军官，还是地方上的党员干部，只要违反党纪，比如搞小圈子、不执行党的政策，就归纪委查；监委管‘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不管是不是党员，不管在军队还是地方，只要滥用职权、贪赃枉法，监委就有权调查。而宪兵，专管军队的纪律和军事区域的治安，是军队里的‘监委+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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