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榜画卷之上，那面在1875年宪法风波中艰难升起的三色旗，虽然根基浅薄，却在巴黎、马赛、里昂等城市的公共建筑上顽强地飘扬起来。
然而，浩渺之音所言“充满矛盾、动荡与希望的新时代”，其“矛盾”与“动荡”很快便以更具体、更尖锐的形式，考验着这个新生的共和国。
第三共和国初年，政权并非稳固地掌握在共和派手中。
国民议会内，保皇党人（正统派与奥尔良派）仍占据多数，他们时刻觊觎着复辟的机会。
共和国的存续，依赖于保皇党内部的分裂以及共和派人士不懈的政治斗争。
以莱昂·甘必大为首的共和派，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将共和理念深入法兰西的每一个乡村。
他发起了着名的“共和宣传”运动，奔走于全国，向广大农村地区宣讲共和制度的好处，强调共和国意味着普选权、世俗教育与国家强大。
天榜画卷展现了甘必大在集市、广场上面对农民慷慨陈词的场景，他的口号。
“共和国，将依靠你们（指农民）来实现伟大！”，随着报纸和铁路传遍四方。
这场思想上的“征战”至关重要。
187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共和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尽管参议院和总统职位一度仍由保守派把握，但共和派在众议院的优势使得复辟变得愈发不可能。
1879年1月，共和派更进一步控制了参议院。
同月，迫于压力的总统麦克马洪元帅（一位保守的君主主义者）辞职。
议会选举共和党人朱尔·格雷维出任总统。
至此，共和派全面掌握了政权，从政府到议会，从“共和国总统”到内阁部长，共和制度在形式上得以真正确立。
画卷中，格雷维在议会宣誓就职，台下共和派议员欢呼雀跃，而保皇党人面色凝重，标志着“共和国的征服”暂告段落。
共和派执政后，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世俗化”和巩固共和基础的法案，史称“茹费里法案”（以其主要推动者、教育家茹尔·费里命名）。
教育世俗化： 1881-1882年通过法律，确立初等教育免费、义务和世俗化的原则。
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课程，由“公民道德”课替代。
结社自由： 1884年法律恢复了大革命时期规定的结社自由，工人有权组织工会，为劳工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法律空间。
出版自由： 1881年法律确立了新闻出版自由，打破了此前对媒体的诸多限制。
这些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法兰西的现代化进程，塑造了新一代共和国民。
然而，共和国的发展始终笼罩在“复仇”的阴影下。
对德复仇，夺回阿尔萨斯-洛林，是深植于许多法国人心中的执念。
军队重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治家们常常将“复仇”挂在嘴边。
天榜画卷呈现了法国东部边境线上，人们遥望失去的省份，以及小学教室里，地图上阿尔萨斯-洛林被涂成黑色的、令人刺痛的一幕。
共和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它接连遭遇了两次严重的内部危机。
布朗热事件（1886-1889）：
乔治·布朗热将军以其英俊外表、在殖民地战争中的表现以及对军队的改革（如改善士兵伙食）赢得了巨大声望。
他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后，利用民众对德国复仇的渴望和对共和国现状的不满，迅速成为一个魅力型的政治人物。
他的支持者汇集了各色不满分子：波拿巴派、保皇党、民族主义者、对政府失望的工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布朗热主义”运动。
天榜画卷再现了巴黎街头，人群狂热呼喊“我们跟着将军走！”的场景。
布朗热一度在补选中多次获胜，威胁要通过政变推翻共和国。
然而，当政府最终决定以叛国罪起诉他时，布朗热却怯懦地逃往比利时，并于1891年在其情妇墓前自杀。
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暴露了共和国在面对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煽动时的脆弱，也最终因对手的虚弱和共和制度的韧性而得以度过。
德雷福斯案件（1894-1906）：
这是一场更深层次、更撕裂法国的危机。
1894年，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被诬陷为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被判终身监禁并流放魔鬼岛。
此案迅速超出了司法范畴，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与社会大论战。
“重审派”（以作家左拉《我控诉！》为代表） 坚信德雷福斯无罪，指控军方高层为了维护声誉而制造冤案，他们代表了理性、正义和共和价值。
“反重审派”（包括军方、民族主义者、保皇派和大部分天主教会）则打着“维护军队荣誉”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旗号，拒绝重审，其中充斥着强烈的反犹主义情绪。
天榜画卷以强烈的对比呈现了这场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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