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中的春雷炸响了，渤海的夏火也烧起来了。
整个山东的敌后战场，像一锅即将沸腾的开水，冒着滚烫而充满希望的热气。
当时间的指针拨到 1944 年 8 月，这场燎原大火终于烧向了日军在胶东半岛最顽固、也最引以为傲的据点 —— 水道。
水道据点地处牟平城南二十余公里，是日军控制胶东昆嵛山区的核心支撑点，更像一颗楔子，狠狠扎进东海抗日根据地的心脏。
自 1940 年侵占这里后，日军就不断加固工事，到 1944 年时，这里早已不是简单的据点，而是一座占地达一万平方米的 “四方形堡垒”：
外围围墙高达六米，四角矗立着三层圆形碉堡，墙体厚达一米；
四角主碉堡内部层层设防，一层是射击孔密布的警戒层，二层配备歪把子机枪和掷弹筒，三层是指挥台和弹药库，每层都设有独立射击口，能形成 360 度无死角火力网；
碉堡底部还挖有逃生通道，直通据点外围的壕沟，但被小野少尉下令用砖石封堵，意图死守。
围墙内侧还隐藏着三个地面暗堡，各有分工，分别瞄准东、南、西三个进攻方向，每个暗堡仅留两个射击孔，洞口用伪装网遮盖，需与主碉堡信号联络后才开火，专门偷袭突破鹿砦后的八路军战士。
整个防御纵深超五十米，沟壕纵横、鹿砦交错，在胶东区日军据点中堪称 “胶东第一堡垒”，日军因此狂妄地称其为 “铁打的水道”。
但在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林浩眼中，这块所谓的 “铁”，不过是块外强中干的锈铁。
随着日军在华北兵力日益捉襟见肘，驻守水道的精锐早已被抽调一空，剩下的只有小野少尉指挥的一个日军小队（约五十人），以及伪牟平县保安大队的一百五十余名伪军，总兵力不过两百余人。这些伪军被部署在据点外围的围墙和鹿砦防线，大多是本地被迫入伙的村民，手里多是土枪和老旧步枪，不少人枪里只装着两三发子弹；他们见日军主力龟缩碉堡，心里早打了退堂鼓，射击时故意抬高枪口，只求自保。
更关键的是，八月二十日，日军从烟台向水道运送补给的小队，在途中遭到八路军伏击，小队长山本曹长被当场击毙。
据点失去补给支援，日伪军士气大跌，早已成了惊弓之鸟。
许世友敏锐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战机，决心以雷霆之势拔掉这颗 “铁钉子”，彻底打通东海根据地的联系。
八月二十四日深夜，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
胶东军区第十六团团长巫金锋、政委廖海光亲自指挥，集结了军区主力第十六团、东海独立团、牟平独立营，以及数百名地方民兵，像一张无声的大网，将水道据点围得水泄不通。
东海独立团负责牵制据点北侧的伪军据点，他们在远处山头架设假火炮（用木头搭建），同时用机枪扫射伪军阵地，让水道据点的伪军误以为有大股部队进攻北侧，不敢轻易增援主碉堡方向，为第十六团主攻减轻压力。
参战主力第十六团是胶东军区的 “攻坚老虎”，此前曾攻克掖县、莱阳等多个坚固据点。战前，部队还专门开展了三天攻坚集训，战士们反复演练 “爆破 - 架桥 - 突击” 的协同动作，爆破手每人配备三个三角包和一个重型炸药筒，突击队员则背着轻便云梯和短刀，专门针对碉堡内层争夺设计战术。
战士们随身携带的这些攻坚利器，都是为应对日军碉堡量身打造的。
这一次，他们还带来了 “新伙计”—— 军区刚成立的炮兵营，两门缴获后修复的 82 毫米迫击炮立在阵前，战士们看着这 “大家伙”，都盼着能靠它轰开敌人的乌龟壳。
二十三时整，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总攻开始了。
深夜攻坚时，炮兵营率先开火，炮弹呼啸着砸向据点，但因炮弹威力有限，仅在围墙上炸出几个小坑，没能直接摧毁碉堡；其中一门还突然卡壳，再也无法射击。没办法，最终还是得靠步兵用血肉硬啃。
第三营的第七连和第八连作为主攻，分别从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展开强行突破。第八连的破坏组在连长江雪山指挥下，借着据点周围一人多高的玉米地掩护，悄悄接近鹿砦，冒着碉堡射来的密集机枪火网，连续爆破，很快炸开了近二十米宽的第一道鹿砦。紧接着，架桥组组长于文朋带着组员抬着特制双桥飞速向前，但第二道壕沟正处在敌人碉堡的机枪死角，火力毫无遮挡，架桥组战士一次次冲上去，又一次次被打倒，最后桥腿被炸断，桥架不上去。
江雪山心急如焚，他命令火力组集中所有机枪和掷弹筒压制敌人火力点，对着剩下的架桥组战士吼道：“就是用人填，也要把桥铺过去！” 于文朋身中数弹后，仍用身体死死顶住残破的桥板，为爆破组打开了最后通道。第八连指导员吕俊也在冲锋中被炮弹击中，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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