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三十年的春天，似乎格外眷顾东南沿海。
当临安城的柳絮还在飘飞时，数千里外的泉州，早已是熏风扑面、暖意融融。
然而，比气候更炽热的，是这座港口城市无与伦比的活力与繁华。
若说临安是帝国的政治与文化心脏，庄重而典雅；那么，泉州便是帝国跃动不息的经济脉搏与敞开迎纳四海的胸膛，喧嚣、富庶，且光怪陆离。
刺桐（泉州别称）港内，桅杆如林，帆影蔽日，几乎遮蔽了半片海域。
来自大食（阿拉伯）、三佛齐（苏门答腊）、注辇（印度）、真腊（柬埔寨）、高丽、倭国等数十个邦国的巨舶，与往来于广州、明州、占城的本国海舶交错停泊。
船型各异，旗帜斑斓，绘有新月、十字、神佛、狮虎的船帆在阳光下猎猎作响。
码头上，赤着上身、肤色黝黑的力夫喊着号子，将一箱箱、一袋袋货物从深腹的船舱中扛出，又或是将堆积如山的本地物产装船。汗味、海腥气、香料、茶叶、樟木、皮革……种种气息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泉州港独有的、浓烈到化不开的贸易味道。
货物，是这里永恒的主角。
从巨舰上卸下的，是南洋的沉香、檀香、龙涎香、胡椒、丁香、豆蔻，印度的象牙、犀角、宝石、棉布，波斯的玻璃器、织金锦、地毯，大食的乳香、没药、蔷薇水，阿拉伯的骏马，以及昆仑奴（来自非洲的黑奴）。
而从陆路汇集至此，等待装船运往海外的，则是江南的丝绸、瓷器、茶叶，蜀地的锦缎、蜀绣，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的青瓷，福建的漆器、蔗糖，以及泉州的特产“泉缎”和“德化白瓷”。
金银在这里似乎褪去了光芒，更多的是以成串的铜钱、精美的银锭，以及越来越常见的“绍兴会子” 在进行着无声而巨量的交换。
沿着晋江修筑的、绵延十数里的码头区后方，便是泉州城的核心。
城墙高大，但城外沿着江岸和道路蔓延开来的“厢”（城区）面积，早已数倍于老城。
这里街巷纵横，店铺栉比，人烟之稠密，车马之喧阗，比之临安御街亦不遑多让。
“番坊” 是这里最具特色的区域。
朝廷为管理日益增多的外商，在城南划出专门区域，供各国商贾居住、贸易，并设立“番长”自治。
于是，你可以看到头缠白巾、身着长袍的大食人在香料铺前讨价还价；皮肤黝黑、卷发厚唇的昆仑奴扛着巨大的货包穿行；高鼻深目、信奉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波斯人在各自的礼拜堂内祈祷；佩戴“婆罗门”标记的印度商人在珠宝店中鉴定宝石；甚至还有金发碧眼的“拂菻”（东罗马）人偶尔出现，引起围观。
各种奇装异服，各种听不懂的语言腔调，各种不同的信仰仪式，在这里奇异地共生、交融。
经济的空前繁荣，催生了城市的极速扩张与奢靡风尚。城中佛寺、道观、清真寺、番神庙宇并存，香火鼎盛。
最富有的海商，其宅邸“居室僭拟公侯”，园林“凿池蓄水，叠石为山”，蓄养着歌姬舞女，终日宴饮不休。
他们出入乘骏马，衣着锦绣，甚至敢用只有官员才能使用的“青盖”（青色车盖）。
民间谚语云：“闽海富庶，尤推泉南。欲得富，须往泉州住。”
财富的积累，也带来了文化的兴盛。
市舶司所在的“水关”一带，书院林立，吸引了不少因商贸发家而转而鼓励子弟读书科举的家族，“海商子弟登科第” 已非鲜见。
更有那“勾栏瓦舍”中，说书人讲述着“三宝太监（郑和是明代，此为借用其航海家形象代指）下西洋”的传奇（此时尚无郑和，但民间已有类似航海英雄故事流传），引得听客如云。
这一日，新任泉州知州兼福建路市舶提举赵汝愚（历史人物，宗室，以清廉干练着称），正在一众属官陪同下，巡视城南新扩建的“来远驿”与“市舶仓库”。
望着眼前万舶云集、货积如山的盛景，赵汝愚既感振奋，又觉责任重大。
“市舶之利，最厚东南。
泉州一港，岁入已近三百万贯 ， 占天下海税十之三四。
然， 利之所在，弊亦丛生。”
赵汝愚对身边的通判、市舶监官等人肃然道，“番商麇集，固是好事。
然奸民与胥吏勾结，夹带私货、偷漏税款 者有之； 蕃汉杂处，争端频起，斗殴杀伤 者有之； 更有那 豪商巨贾，交通权贵，把持行市，欺凌小民 。
此皆蠹政害民之端 ， 不可不察。”
他指着远处番坊中一座高耸的清真寺塔（即清净寺，现存最早伊斯兰建筑之一），继续说：“番人 风俗迥异，信仰不同 ， 朝廷 许其聚居，自治其俗，乃是怀柔远人之道。
然， 我中国礼法，不可废弛。
当严明法度，一视同仁 。
番商守法贸易，自当 保护其财货安全 ； 若有 作奸犯科， 亦必 按律严惩，绝不姑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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