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曲阜城东南，孔氏族地边缘。
这是两间低矮的土坯房，墙皮大片剥落，露出里面掺着麦秸的泥胚。
屋顶的茅草多年未换，被北风吹得稀疏凌乱，几处明显的凹陷，用破席石块勉强压着。
院墙塌了半截，只用些荆棘胡乱插着权作阻拦。
院子里，一辆辕木断裂的破旧手推车歪在角落，旁边堆着些冻硬的粪土。
唯一的牲口，是头瘦骨嶙峋的老驴，拴在光秃秃的枣树下，耷拉着脑袋。
屋里更是寒酸，外间算是堂屋兼灶房，一座土灶冷冰冰的，灶台上放着两个豁口的粗陶碗，一口边沿有裂的铁锅。
水缸见了底，缸壁挂着浑浊的冰凌，墙角堆着小半袋麸皮，几块颜色发黑的薯干，便是全部口粮。
里间是睡觉的地方，一盘大炕占去大半，炕席破烂，露出下面黢黑的炕土，炕上堆着几床硬邦邦，颜色莫辨的旧棉被。
此刻，这六口之家正愁眉不展，当家的孔广顺蹲在门槛里边，吧嗒吧嗒抽着，一杆早已没有烟丝的旱烟袋，眉头锁成深深的“川”字。
他才四十出头，背却已经有些佝偻，脸上是常年风吹日晒的黝黑，眼神浑浊无光。
炕沿上坐着他的父亲孔昭礼，七十多了，干瘦得像一把枯柴，裹着一件露出棉絮的旧袄，眼神呆滞地望着黑乎乎的房梁，偶尔长长地叹一口气，带着痰音。
老太太孔田氏躺在炕头，盖着最厚的那床破被不住地咳嗽，声音空洞虚弱。
孔广顺的妻子周氏，面色蜡黄，眼神麻木，正就着昏暗的天光，费力地缝补一件破得不成样子的棉裤。
他们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叫孔兰，十岁了，瘦小得像是七八岁，正小心翼翼地用一把钝刀，削着最后几个干瘪的萝卜，准备熬点稀汤。
小的是儿子，叫孔祥云，刚六岁，偎在奶奶脚边，吮着脏兮兮的手指，眼睛直勾勾盯着姐姐手里的萝卜，肚子咕噜作响。
家里死气沉沉，只有病人的咳嗽声。
去年春上，陈管事带着账房来过。那时孔广顺的父亲腿疾发作，母亲哮喘加重家里急需抓药。
陈管事“好心”劝他，家里劳力不济，种那十二亩上好水浇地太吃力，租子又重，还要摊派修渠的钱。
不如“置换”成村北，那片十五亩的旱地，“虽说地薄些，但租子轻省，摊派也少，正好缓缓劲”。
账房先生当时算了一笔“明白账”，把水田的高额租赋、各种杂派说得骇人，又夸旱地“实惠”。
孔广顺被药钱欠租逼得走投无路，又慑于管事威严，懵懵懂懂就在那置换契书上按了手印。
结果呢？那十五亩所谓的“旱地”，其实是石子多，存不住水的贫瘠坡地，去年一季粟米收下来，不到往年水田收成的两成！
可到了秋后算账，陈管事和账房又来了，拿出契书指着上面一行小字说：“置换乃体恤尔等艰难，然租赋为保障祠祭，仍暂按原水田十二亩之定额折算，待尔家况好转再议。”
一句话，地换了更差的，租子却一分没少！还要加上什么“田亩管理费”、“种子损耗折算”。
去年冬天为给母亲抓药，又不得不向孔府粮仓借了“济贫粮”两斗，契书上写明“春借一斗，秋还一斗半”。
这时，急促脚步声打断了孔广顺的呆想。
——砰砰砰！！
“广顺！开门！”
孔广顺浑身一激灵，慌忙起身，趿拉着露脚趾的破鞋去开门。
门外正是陈管事，和那位瘦削的赵账房，身后跟着两个孔府家丁，面无表情。
陈管事没进屋，只站在院里，掸了掸棉袍上的尘土，目光扫过破败的院落，眉头微皱像是嫌脏，而赵账房已经打开了那本蓝皮账簿。
“广顺啊，年关近了，府里要清账，你家今年的账得结一结了。”
赵账房扶了扶‘叆叇’，用刻板的声音开始念：“佃户孔广顺，本年度承种北岗旱地十五亩。
计收成粟米六石八斗。按去岁置换契书约定，租赋暂依原仁字号水田十二亩年例折算，该纳租粟十五石，折合成银，按市价每石五钱，计七两五钱。”
孔广顺嘴唇哆嗦了一下，想争辩那地产出根本不够，但契书在手，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赵账房继续：“另，去岁冬至，府内大祭，各户按例摊派祭羊钱，每户三钱。
今岁新春‘祈福香火丁口钱’，按人头，每人五十文，你家六口，计三钱。
秋收时，你家借用府里大车两日，折抵工钱或纳银一钱，你选纳银。
承种府田，每岁需服‘田役’十日，你家今年仅出役七日，缺三日，折银一钱五分，春借府仓陈粮两斗，秋应还三斗，折银一钱五分。以上杂项合计，六钱五分。”
他稍作停顿，算盘珠子轻响：“租赋七两五钱，杂项六钱五分，总计八两一钱五分，府内念你家中确有病人，历年不易，特将零头抹去，应收八两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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