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10日，清晨六点三十分，霜冻第一次降临。
当我推开“莱茵女儿”的舱盖时，一层薄薄的白霜覆盖在坦克装甲上，在初升的阳光下闪着冷硬的光。呼吸化作白雾，瞬间消散在俄罗斯十月初的寒冷空气中。三天前的夜间战斗仿佛已经很遥远，但眼前的现实更加严峻：红军开始反击了。
“车长，连部紧急会议。”保罗的声音从电台传来，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急促。
会议在连部帐篷举行，施密特上尉站在地图前，脸上是几天来未曾见过的凝重。“先生们，情况变化了。苏军第16集团军部队在昨天夜间对我们北翼发起反击。他们投入了至少两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的兵力。”
帐篷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这是“台风行动”开始以来，我们第一次面对有组织的、师级规模的反击。
“我们营的任务，”上尉用教鞭敲击地图上的一个小镇，“是坚守兹维尼哥罗德镇西南防线至中午十二点，为第7装甲师主力重新部署争取时间。然后，有序撤退到第二道防线。”
撤退。这个词在帐篷里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人松了口气，有人面露不甘，还有人——像我一样——感到深深的不安。撤退从来比进攻更难，尤其是在敌人压力下。
“穆勒少尉，”上尉看向我，“你的排将负责断后。在主力撤退后，你们需要再坚守三十分钟，然后自行撤退。明白吗？”
“明白，长官。”我的声音平稳，但内心在快速计算：三十分钟，面对苏军有组织的追击，这可能意味着永远。
回到坦克旁，我向车组成员传达任务。威廉听完后沉默地点了点头，开始检查履带和悬挂系统——他表达关切的方式。埃里希则直接问：“撤退路线？”
“沿镇西公路后退五公里，到达预定防御位置。”我展开地图，“问题是，如果我们被缠住，这条路可能被切断。”
“那就不要被缠住。”弗兰茨说，他正在将高爆弹和穿甲弹分开摆放，方便快速取用。
上午八点，苏军炮击开始。这不是之前零星的迫击炮骚扰，而是真正的重炮轰击。152毫米榴弹炮的炮弹落下时，大地都在震颤。我们所在的镇西南街区瞬间变成火海，砖石建筑在爆炸中坍塌，街道上布满弹坑。
“全体进入坦克！关闭舱盖！”
我们躲在“莱茵女儿”里，听着炮弹在周围爆炸。每一次近失弹都让坦克剧烈摇晃，尘土从观察窗缝隙中渗入。
炮击持续了四十分钟。当它终于停止时，通讯频道里传来各单位的伤亡报告：两处机枪阵地被毁，一个反坦克炮组全员阵亡，步兵连减员四分之一。
“他们来了。”埃里希通过瞄准镜报告，“步兵，至少两个连，有坦克支援……我看到三辆T-34，还有几辆T-60。”
我从指挥塔观察缝向外望去。晨雾尚未完全散去，但足够看到苏军进攻队形：步兵呈散兵线推进，坦克在后面提供火力支援。他们的推进速度不快，但很有章法——利用每一处废墟，每一个弹坑作为掩护。
“全体注意，等他们进入八百米再开火。”我通过电台下令，“优先目标：T-34。”
时间变得粘稠。我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听到埃里希调整瞄准镜的细微声响，听到弗兰茨平稳的呼吸——他已经在准备第一发穿甲弹。
第一辆T-34进入八百米线。
“目标，左侧T-34，穿甲弹！”
“装填完毕！”
“开火！”
埃里希的首发命中。长管75毫米炮的穿甲弹击中了那辆T-34的炮塔侧面，虽然没有引发殉爆，但明显让它失去了战斗能力——炮塔停止转动，坦克歪斜着停了下来。
但另外两辆T-34继续前进，它们的76.2毫米炮开始还击。炮弹在我们周围爆炸，其中一发击中了我们右侧的一栋建筑，整面墙坍塌下来。
“威廉，后退到下一个街角！”
“正在后退！”
“莱茵女儿”缓缓倒车，炮塔始终指向敌人方向。我们排的另外两辆坦克也开始射击，三号坦克的37毫米炮虽然对T-34正面威胁不大，但足以干扰它们的观察和瞄准。
“步兵接近了！左侧，五百米！”保罗报告。
“机枪扫射！”
我操纵车顶机枪，埃里希使用同轴机枪，两条火线扫向苏军步兵。我看到有人倒下，有人寻找掩体，但整体队形仍在推进。苏军步兵的顽强在这次反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使面临机枪火力，他们依然在前进。
九点三十分，我们接到第一批撤退命令。右翼的步兵连开始向镇中心收缩，他们的连长在撤退途中中弹，副连长接替指挥，继续组织撤退。
十点，我们的第一辆三号坦克被击中。T-34的炮弹击穿了它的车体侧面，坦克起火燃烧。车组成员逃出三人，一人未能逃脱。
“该死！”埃里希低声咒骂，他的眼睛紧贴瞄准镜，瞄准了那辆肇事的T-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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