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山书院的晨雾总带着三分书卷气。
那日天刚蒙蒙亮,藏书洞前的老槐树便已缀满细碎白花,周学士一袭青色官袍立于洞前,指尖拂过堆叠的文献,目光落在沈清晏与梁山伯递来的《九章算术》注本上,纸页间还留着昨夜校勘时未干的墨痕。
“此注本竟能将秦九韶‘大衍求一术’与日常田亩测量结合,补宋元算学之缺,实属难得。”周学士逐页翻阅,指腹停在《补注》中“加权衰分法”的演算处,“你们可知,国子监藏本中,这部分仅存残页,如今竟能在此见全貌,真是天意。”他抬头看向围拢的学子,眼中满是赞叹,“本官即刻回京,必呈请编修官将其单独列为一卷,收入《大宋典籍总目?子部?算经类》,让秦九韶的绝学不再埋没于故纸堆。”
送走周学士时,朝阳已跃过尼山主峰,金色的光洒在书院的青石板路上。沈清晏捧着那部注本的复制品,指尖仍有些发烫——半年前刚接手校勘时,她对着残损的算经整夜难眠,若不是梁山伯带着“测山术”的实测数据前来相助,恐怕至今仍卡在“方田章”的亩数换算上。“这下好了,秦先生的心血总算能传下去了。”她轻声说,梁山伯笑着点头,从布囊里取出一卷泛黄的《数书九章》抄本:“这是我托人从临安寻来的,往后我们还能再补些演算案例。”
周学士的赞许像一阵春风,吹得书院的校勘工作愈发勤勉。藏书洞内,烛火从晨亮到夜,学子们伏案的身影在纸窗上投下错落的剪影。王蓝田闭门思过三日后,竟像是换了个人——往日里总捧着自家藏本炫耀的他,如今却抱着书院的咸淳抄本,逐字比对自家的淳佑刻本《兖州府志》。
“清晏,你快来看!”那日午后,王蓝田抱着两卷方志冲进沈清晏的书斋,指腹按在“兖州水利”的记载处,指尖因激动微微泛红,“淳佑刻本写‘宝庆三年修泗水运粮渠’,可咸淳抄本是‘宝庆四年’,我翻了家中藏的《王氏私记》,里面明确写着‘宝庆四年夏,祖父督工修渠,时逢大旱’,这说明刻本是传抄时记错了年份!”他又摊开一张手绘的河道图,上面用朱砂标注着运粮渠的走向,“我还对照了山伯兄测的泗水河道数据,宝庆四年的水位比三年低三尺,恰能解释为何要在四年修渠——三年水位高,根本无需动工。”
沈清晏接过《王氏私记》,泛黄的纸页上满是细密的批注,可见王蓝田的用心。“蓝田兄这一发现,可纠正方志流传的谬误。”她眼中露出赞赏,“史志类文献最忌纪年混乱,有你这般严谨,后续的地理记载便稳妥了。”
王蓝田脸颊微红,往日的傲气全然褪去,只剩下几分愧疚:“之前我总想着争高低,险些误了校勘大事。如今才明白,治学不是比藏本珍稀,而是要对得起先贤留下的文字。”正说着,梁山伯提着一捆测绳走进来,闻言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知错能改,便是治学路上最大的进步。正好我要去测邹县的古桥,你要不要同去?《邹县杂记》里说那桥‘嘉泰三年毁于水’,我们去验证下年份。”
王蓝田眼睛一亮,连忙点头:“我去!我还能带你们去看我家藏的邹县旧地图。”三人并肩走出书斋时,院中的石榴花正开得热烈,往日的隔阂像被风吹散的墨烟,只剩下治学路上的惺惺相惜。
随着校勘接近尾声,新的难题却接踵而至。祝英台与马文才在整合儒学类文献时,竟在朱熹早期抄本与张栻《论语详解》中,发现了三处针锋相对的义理阐释——最棘手的便是《论语?颜渊》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
那日傍晚,祝英台将两卷文献摊在案上,指尖划过朱熹的批注:“你看,朱熹早期认为‘克己复礼’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他在《论语集注》初稿里写‘私欲克则天理存,此仁之端也’;可张栻在《论语详解》里却说‘克己者,明心也,心明则礼自见’,强调‘明心见性’才是根本。”她抬头看向马文才,眉头微蹙,“两者都有充分的学术依据,朱熹有程颐的传承,张栻又得胡宏的真传,我们若是只选其一,难免有失偏颇;可若是都选,又怕后人误以为是校勘疏漏。”
马文才俯身细看,指尖拂过张栻的讲学语录,忽然眼前一亮:“你还记得国子监存档的《晦庵先生语录》吗?里面记载朱熹晚年与弟子论学时说‘南轩(张栻字)之见,与吾早年多有相合,只是表述不同耳’。”他将语录摊开在祝英台面前,“或许我们可以在注中同时列出两种观点,再引用朱熹晚年的这句话,注明两人的观点并非对立,只是侧重点不同,让读者自行体悟。”
“这主意好!”祝英台眼中瞬间亮了,“但还需补充两人的学术脉络——朱熹早年受程朱理学影响深,张栻则偏湖湘学派,这样读者才能明白差异的根源。”两人正低声商议,忽闻拐杖点地的声响,抬头见山长拄着木杖走来,花白的胡须上还沾着些许槐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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