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步弓”到“案卷”的基层执法
田界作为土地产权的核心标识，其清晰与否直接关系到均田制的稳定推行与社会秩序的和谐。唐代针对田界纠纷频发的问题，构建了一套从“工具标准化”到“程序规范化”，再到“维护长效化”的完整治理体系，通过法律手段将田界管理纳入基层执法的核心范畴，实现了“以规量田、以证断讼、以标护界”的治理目标。
一、丈量工具的“标准化”：步弓的形制规范与官方管控
田界纠纷的根源往往始于“丈量偏差”，因此唐代首先从计量工具入手，将“步弓”确立为田界丈量的法定工具，并通过统一形制、官方监制、定期校验的制度设计，从源头确保丈量结果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唐令·田令》明确规定了步弓的标准形制：“凡田界丈量，需用官制步弓。弓身以桑、榆硬木制成，长三尺五寸（约105厘米）；弓两端各系麻绳，绳长六尺（约180厘米），为‘一步’之法定长度；麻绳两端各系铁坠，坠重一两（约30克），丈量时需保持麻绳平直，不得倾斜或拉伸”。步弓标准化直接决定土地计量准确性，是田界划分的基础。
为防止私造步弓篡改尺寸，唐代实行“步弓官方监制与登记制度”。据《唐式·户部式》记载：“各州府需于每年春季，由司户参军监督工匠统一制作步弓，弓身刻州府印记及制作年份，发放至各县后，由县司编号登记，交里正保管使用；每次丈量结束后，步弓需交还县司校验，若发现尺寸偏差，需立即更换修复；民间私造、私改步弓者，笞三十，其丈量结果一概无效”。
吐鲁番出土的《唐永徽三年西州步弓校验记录》，生动印证了这一制度的落地：“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三月，西州府司户参军李简校验各县步弓，发现柳中县编号‘柳字第三号’步弓麻绳短三寸（约9厘米），当即责令更换麻绳，并对保管步弓的里正张忠笞二十”。这种严格的工具管控，从根本上避免了因丈量工具失准引发的田界争议。
二、田讼证据的“法定化”：核心证据类型与收集规范
在标准化工具的基础上，唐代进一步明确了田讼处理的“法定证据体系”，将官府文书与民间见证相结合，形成“书证为主、人证为辅”的证据规则，同时规范证据收集流程，确保“断案有据可依”。
（一）核心证据类型
1. 《受田簿》：作为官府登记土地产权的核心文书，《受田簿》详细记载农户姓名、田产类型（口分田/永业田）、面积、四至边界（东至、西至、南至、北至）及受田时间，由县司统一保管，每年秋收后更新。《唐律疏议·户婚律》明确规定：“田讼需以《受田簿》为首要证据，若县司簿册记载不清，需调取州府存档的《总田簿》核对，二者冲突时以州府簿册为准”。
2. 《田界图》：分为“县界图”“里界图”“户界图”三级，由官府绘制，标注田块位置、边界标识（如渠、路、树木、石桩）及相邻农户信息，是可视化的田界凭证。敦煌文书S.3290《沙州敦煌县里界图》（开元年间），便清晰绘制了当地十户农户的田块分布，标注“王二田东至渠、西至李三田，南至路、北至荒坡”等边界细节。
3. 《卖田契》：若田产涉及买卖，需经官府“过所”（官府审批文书，用于确认田产买卖、人口迁徙等行为合法性）审批，契约需注明田界四至、买卖双方姓名、交易价格及见证官员签字，经县司盖章后生效，成为产权变更与田界认定的重要依据。吐鲁番出土的《张阿师卖田契》（贞观十六年），便有“田东至荒坡、西至张五田、南至渠、北至路，经柳中县司审批，准卖予李六”的记载。
4. 邻保证言：相邻农户（“邻保”）作为田界的直接见证者，其证言具有法定效力。《唐式·户部式》规定：“田讼需召集田界相邻的三户以上邻保作证，证言需由里正记录在案，邻保签字画押后作为证据提交”。
（二）证据收集规范
《唐会要·刑狱》规定，县司受理田讼后，需在三日内完成证据收集：“第一步调取《受田簿》《田界图》核对边界记载；第二步派里正会同邻保前往现场，指认田界标识（如树木、田埂）；第三步若证据缺失（如簿册损毁、标识消失），需由邻保共同出具《田界证明》，经县司审核后作为补充证据”。
敦煌文书P.2819《敦煌县田讼证据收集记录》（咸亨年间），记载了县司处理“刘六与王七田界纠纷”的流程：“调取《受田簿》载刘六田西至柳、王七田东至柳；召集邻保张三、李四、赵五作证，均称‘此柳为两户界’；现场勘查见柳树尚存，树干有刻痕，遂以簿册、证言、现场标识为联合证据”。
三、断案凭“证据”：田讼处理中的程序正义与层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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