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俗互动中的名分流动：贵族“礼俗下放”与平民“名分升格”的共生博弈
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随着“礼崩乐坏”的加剧，贵族为维持统治、争夺势力，开始将部分冠婚命名礼俗“下放”至平民阶层；平民则抓住这一机会，通过“接受礼俗、争取命名”实现“名分升格”，双方在“礼俗互动”中形成共生博弈，推动名分体系从“贵族垄断”向“有限开放”转变。
贵族“礼俗下放”的核心，是通过“简化冠婚命名礼俗、赐予平民名号”换取平民的支持。春秋早期，郑国大夫子产在郑国推行“乡校”制度时，规定“庶人有德行者，听其冠而赐字”，将贵族“冠礼取字”的礼俗简化为“乡校冠礼”——平民在乡校中学习礼仪，表现优秀者由乡校主持简化的冠礼，并赐予“字”。如郑国平民“邓析”，因“好刑名之学”在乡校表现突出，行简化冠礼后被赐予字“子产”，成为子产改革的重要助手。这种“礼俗下放”，对贵族而言，是通过“赐予名号”将平民转化为支持者；对平民而言，是通过“接受礼俗”获得“字”这一“名分符号”，从而摆脱“纯粹劳力”的身份。
春秋中期，小宗贵族为对抗大宗，进一步将“婚礼命氏”礼俗下放，允许有功平民在婚礼时“命小氏”。如齐国小宗贵族田氏，规定“庶人有军功者，婚时赐小氏，以田为氏”，即平民在战争中立功，婚礼时可被赐予以“田”为核心的“小氏”，如平民“陈完”，因助田氏击败齐国大宗，婚礼时被赐予小氏“田”，更名为“田完”，其妻子被称为“田姬”，形成“田氏”的平民宗族雏形。这种“命小氏”的礼俗下放，对田氏而言，是通过“赐予氏号”建立以己为核心的“平民宗族联盟”，增强对抗齐国大宗的实力；对平民而言，“命小氏”意味着从“无氏平民”升格为“有氏之民”，可拥有“私田继承权”与“基层管理权”，如田完被赐予“田氏”后，获得“田百亩”，并被任命为“临淄乡正”，负责管理临淄乡的平民，实现了“名分与资源”的双重升格。
平民“名分升格”的关键，是通过“践行贵族礼俗、争取命名权”主动融入贵族主导的礼俗体系。春秋晚期，孔子周游列国时，其弟子中既有贵族子弟，也有平民子弟，平民弟子在跟随孔子学习时，会按照贵族“冠礼取字”的习俗为自己取字，如子路“名由，字子路”，颜回“名回，字子渊”，这种“仿贵族取字”的行为，虽无贵族的正式册封，却通过“践行礼俗”获得了“士人”的名分认同。孔子对此也予以认可，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将“践行礼乐的平民”与“贵族”同等看待。这种“通过礼俗争取名分”的方式，让平民突破了“命名依附”的局限，通过“主动仿礼”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颜回因“德行高尚”，被鲁哀公赐予“陋巷之田”，子路则因“政事才能”被卫国执政孔悝任命为“蒲邑宰”，两人的“字”成为其“士人身份”的象征，也是获得资源与权力的“资本”。
四、礼俗命名的共生内核：从“名分流动”看权力、资源与身份的再分配逻辑
西周至春秋时期，冠婚命名礼俗的互动，本质是贵族与平民围绕“权力、资源、身份”进行再分配的共生过程——贵族通过“礼俗下放”让渡部分名分与资源，换取平民的劳力与支持；平民通过“接受礼俗、争取命名”获得名分升格，实现资源与身份的提升，两者在“礼俗—命名—资源”的循环中，维系着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
对贵族而言，“礼俗下放”是“以名分换支持”的权力策略。西周时期，贵族垄断冠婚命名礼俗，通过“名+字+氏”的完整体系控制权力与资源；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微，大宗贵族对小宗与平民的控制力减弱，小宗贵族为争夺势力，不得不通过“简化礼俗、赐予名号”向平民让渡部分“名分资源”。如鲁国季孙氏通过“乡校冠礼”为平民赐字，虽失去了“命名垄断权”，却获得了大量平民的支持，控制了鲁国的“私田税收”；齐国田氏通过“命小氏”为平民赐氏，虽让平民形成了“田氏宗族”的附属群体，却借助这一群体击败了齐国大宗，最终“田氏代齐”，实现了权力的更迭。这种“以名分换支持”的策略，让贵族在礼俗松动的背景下，通过“命名权的部分让渡”重新整合了社会资源，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基础。
对平民而言，“争取命名”是“以劳力换名分”的生存选择。西周时期，平民的命名完全依附于贵族，“名”仅为“服役凭证”；春秋时期，平民通过“参与贵族礼俗、为贵族服劳役/兵役”，换取“字”“小氏”等名分符号，实现了从“纯粹劳力”向“有身份的民”的转变。如郑国平民邓析，通过为子产改革提供“刑名之学”的支持，获得“子产”之字，成为“郑国大夫”，从“刍牧之民”跃升为统治阶层；齐国平民田完，通过为田氏作战立功，获得“田氏”之嗣，成为“田氏宗族”的核心成员，其后代最终取代姜氏成为齐国国君。这种“以劳力换名分”的选择，让平民突破了“身份固化”的限制，通过“命名升格”获得了资源与身份的双重提升，同时也为贵族提供了稳定的劳力与统治基础，形成“平民出力、贵族放权、双方获利”的共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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