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和商人家庭还会一起办“家族私塾”，家族出钱请先生教自家孩子。江南地区的“义庄”（家族慈善机构），常会拿一部分田租收入请私塾先生，保证家族子弟能上学。
北宋苏州的范氏义庄就是例子，《义庄规矩》里写着“每岁收租，除供给族人衣食外，余钱量给诸房子弟读书之费”。靠着义庄的支持，范氏家族在两宋出了30多个进士，范纯仁、范纯礼还当了宰相，成了“家族投教育-科举成功-阶层稳住”的典型。江南的“俞氏义庄”“朱氏义庄”也学这办法，拿田租的20%-30%请老师、买科举教材，让家族子弟在科举里保持竞争力。
这种“家族化”的教育投入，既降低了单个家庭的成本，又能靠“家族互助”提高子弟的科举成功率——《宋代科举制度研究》统计，宋代进士里，地主和商人家庭出身的占40%，比唐代的20%多了一倍，这跟“书院+家族私塾”的教育资源模式分不开。
最底层的平民家庭，只能靠“寒门苦读+地方善举”，艰难找“逆袭机会”。宋代有些地方官和士绅会办“义学”，给穷孩子免费上课。比如北宋范仲淹在苏州设“范氏义庄”，规定“族中子弟有贫不能学者，给以膏火之资”，还在苏州办了“州学”，收平民子弟。
宋代还有“书会”“文社”这些民间学术团体，穷学生能加入进去，互相借书、交流应试经验。南宋诗人陆游年轻时就加入过绍兴的“书会”，跟其他寒门学子“昼夜苦读，共论诗赋”，最后考上了进士。
但底层家庭的教育资源实在太少了，大多孩子只能“半耕半读”：白天种地，晚上借着月光或油灯读《论语》《孟子》这些基础教材。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根本没法和上层、中层家庭的孩子比。
统计显示，宋代进士里，贫困农民家庭出身的还不到5%，而且大多考的是明经科（考记忆，难度低）；进士科（考创作和策论，难度高）里的寒门学子，占比甚至不到2%，这就能看出来教育资源不均，把底层的阶层流动路堵得有多严。
到了元代，科举就折腾了：前期从1279年到1314年，整整35年没开科举；后期恢复了，却搞“四等人制”，把人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录取名额偏向蒙古人和色目人，汉人、南人得考更难的题才能中。
这套制度直接把教育资源分得更不均，还加了民族差距：蒙古人、色目人靠身份特权，不用怎么读书就能考科举；汉人、南人想考上，得花大价钱请会蒙古文和汉文的双语先生，投入比蒙古人多好几倍。
元代科举规定，蒙古人、色目人考“经义”和“策论”能用蒙古文答题，题还简单——比如蒙古人只考《论语》选段解读；汉人得考《四书章句集注》全文的道理，难度差远了。而且蒙古人、色目人占全国10%的人口，却占了50%的录取名额。
《元史·选举志》里记着，大都（现在的北京）的双语先生，一年工资要10两白银，相当于汉人平民家庭3年的收入，大多汉人家庭根本请不起，只能放弃科举，去种地或做手工业，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的阶层差距更大了。
三、明清：科举僵住了，教育资源被“锁”在阶层里
明清时期，科举到了“又鼎盛又僵化”的阶段。明代开始“八股取士”，规定科举考试必须写“八股文”，内容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清代接着用明代的制度，把科举流程拆成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
这种“标准化”的考试模式，让教育资源全往一个地方挤——社会教育的核心变成“练写八股文”，内容就围绕“四书五经”和八股技巧，所有学校都一个样，没什么新意。
这时候教育资源分配彻底“阶层固化”：上层官僚和士绅家庭靠“官学+书院+家族传承”，搞出了“科举世袭”的优势。明清的中央官学比如国子监，入学资格虽然比以前松了点，但官僚子弟还是能靠“荫监”（凭爸爸或爷爷的官阶进国子监）优先入学。
国子监的资源好得很：管吃管住，教材免费，还请翰林院的编修、检讨来当老师，专门讲八股文写作技巧和应试策略。比如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靠张居正的官阶进了国子监，后来考上了进士；清代军机大臣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也靠荫监进了国子监，之后娶了乾隆的女儿，成了驸马。
另外，官僚和士绅家庭还控制着地方有名的书院资源。清代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负责人“山长”大多是退休的高官或有名的学者，入学名额优先给士绅子弟。《清代书院制度研究》统计，清代岳麓书院的学生里，士绅家庭出身的占70%以上，平民家庭的还不到30%。
中层的地主和商人家庭，靠“私塾+书坊”维持“科举中间层”的位置。明清的私塾特别多，分“蒙馆”和“经馆”：蒙馆教启蒙，认认字，学《三字经》《百家姓》；经馆是应试教育，教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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