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行门槛是“核心筛选项”，品行考察的实操中，还有“一票否决”的硬规矩：若弟子有“盗、讼、不孝”三类劣迹，无论学识如何，均直接淘汰。如《后汉书·陈蕃传》记载，陈蕃任乐安太守时，“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县之”，周璆因“高洁”被举荐，而同郡有学子因“与兄争田讼于县”，虽“通《尚书》”，仍被郡守“罢其举荐资格”。这种“硬规矩”让品行考察不再是“模糊评价”，而是有明确底线的筛选。甚至重于学识。汉代对“品行”的考察，细化为“家庭伦理”“乡里评价”“政教认知”三个层面：“敬长上”对应家庭伦理，需“孝亲敬兄”，若有“不孝”记录，即便学识优异也会被淘汰，如《汉书·儒林传》记载“薛广德字长卿，沛郡相人也。以鲁《诗》教授楚国，为博士，论石渠，迁谏大夫，代贡禹为长信少府、御史大夫。广德为人温雅有酝藉，及为三公，直言谏争”，薛广德因“温雅有酝藉”的品行，从郡国推荐入太学，后官至御史大夫；“顺乡里”对应乡里评价，需“与乡邻和睦、无争讼记录”，郡守审核时会“问诸乡老”，如河南南阳出土的“东汉举荐簿”残片还刻有“县吏张达、李忠同保”的字样——“同保”即“联保制度”，县令筛选后，需由两名县吏为弟子“担保”，若弟子到京后被发现“品行虚假”，担保的县吏需“罚俸三月”：偃师遗址的张达弟子籍木牍背面，有“永元十年冬，经博士王苞验，通《诗》鲁氏传章句”的记录，说明弟子到京后，除太常核验身份，还需博士“现场考问经义”（现藏南阳汉画馆）记载“某里民王某某，乡老称其‘孝悌力田，与邻无隙’，推为太学弟子”；“肃政教”则对应政教认知，需“认同朝廷制度、知晓基本礼仪”，如弟子需能背诵《礼记·曲礼》中的“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确保入仕后能“遵守官仪、推行教化”。
学识门槛虽为“基础要求”，却有“弹性空间”。“好文学”是核心标准，京师选拔的弟子需“粗通五经中的一部”，郡国推荐的弟子则可“仅识文字、略懂经义”——这种差异源于“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京师地区有博士私授、官藏典籍，学子学识基础更好；地方尤其是偏远郡国，教育资源匮乏，学子能“识文字、知孝悌”已属难得。如《后汉书·承宫传》记载“承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其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后遭天下丧乱，遂将家属入武屏山中，耕种禾黍，临熟，人就认之，宫悉推与而去，由是显名。三府更辟，皆不应。永平中，征诣公车，车驾临辟雍，召宫拜博士，迁左中郎将”，承宫早年仅为“牧豕童”，因“听经拾薪”才逐步通晓经典，若按京师标准，他早年绝无入太学的可能，但汉代郡国推荐的“弹性学识标准”，为这类“自学成才”的地方学子提供了机会。
三、“复其身”：准入后的待遇保障与激励逻辑
太学弟子的“复其身”（免除徭役），并非单纯的“福利优待”，而是“激励求学、保障学业”的制度设计，是生源准入规矩的“延伸保障”。
汉代成年男子需承担“徭役”与“兵役”：每年服徭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一生服兵役两年，称为“正卒”（一年在本地，一年在京师或边疆）。徭役与兵役会占用大量时间，若太学弟子需服徭役，根本无法“专心研读五经”——“复其身”的核心作用，就是“免除徭役，保障学业时间”。如《汉书·食货志》记载“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赋役勿与”，太学弟子“复其身”，相当于享有“七十以上老者”的赋役豁免权，可全身心投入学习。
这一待遇还暗含“身份激励”：汉代“复其身”是稀缺的特权，仅授予“功臣、孝悌力田者、博士弟子”三类人，入太学即意味着“获得特权身份”，这种“身份荣誉感”对学子的激励，甚至超过物质保障。如《后汉书·樊宏传》记载“樊宏字靡卿，南阳湖阳人也，世祖之舅。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资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外孙何氏兄弟争财，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县中称美，推为三老。年八十余终。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樊重因“孝悌力田”获“复其身”，成为乡里榜样；太学弟子的“复其身”，同样让其成为“邻里羡慕的对象”，这种“身份认同”会激励更多学子努力求学，形成“入太学—获特权—成榜样”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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