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法”与“家法”的“传承规矩”
第一节 师法为源：官方正统的经学传递
汉代太学以“经学传承”为核心职能，而维系这一传承的根基，正是“师法”制度。所谓“师法”，并非简单的“师徒传授关系”，而是汉代官方为保证经学“正统性”与“稳定性”所确立的核心规矩——它以“官方认可的博士家法”为源头，规定太学弟子必须严格遵循本门博士的经义解读、文本传抄与讲授范式，不得擅自篡改或偏离。从本质上说，“师法”是汉代将“儒家经典”转化为“官方意识形态工具”的关键纽带，通过“固定传递路径”与“统一解读标准”，让经学从“诸子之学”升华为“治国理政的官方学问”，实现了教育规矩与政治规矩的深度绑定。
一、师法的起源：从“私学传承”到“官方定法”
“师法”的雏形，源于先秦儒家的“私学传授传统”。孔子删订六经后，其弟子“七十子之徒”各承所学，形成“传经之学”——如子夏传《诗》与《春秋》，曾子传《礼》，子思传《中庸》之学，这种“师徒间口耳相传、严守师说”的模式，便是早期“师法”的雏形。但此时的“师法”仅为“私学内部的传承习惯”，并无官方强制力，不同弟子对经义的解读仍可自由发挥，如子夏的弟子公羊高与谷梁赤，对《春秋》的解读便形成差异，衍生出《公羊传》与《谷梁传》两支，这为后世经学的“师法分歧”埋下伏笔。
真正让“师法”从“私学习惯”转变为“官方制度”的，是西汉初年的“博士官设置”与“经学立官”。汉高祖刘邦虽初轻儒学，但为“长治久安”，仍于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令其制定朝仪，这是西汉“博士官”的开端。此时的博士“不限儒学，诸子百家皆有”，如文帝时“申公、韩婴皆为博士”（申公传鲁诗，韩婴传韩诗），同时期的公孙臣以“五德终始说”为博士，晁错以“刑名之学”为博士，博士的核心职能是“掌通古今，备顾问”，尚未形成“专属经学的师法体系”。
“师法”的官方化定型，始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置五经博士”。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正式“置五经博士”——初设《诗》《书》《礼》《易》《春秋》五科博士，每科博士仅设一家，即《诗》立鲁诗（申公）、《书》立欧阳尚书（欧阳生）、《礼》立大戴礼（戴德）、《易》立施氏易（施雠）、《春秋》立公羊春秋（董仲舒、胡毋生）。这一举措的关键意义在于：首次以“官方诏令”确定了“经学的正统谱系”，每科博士所传授的经义、文本与解读范式，被认定为“唯一官方式法”，其他非博士系统的经学传承，皆被排除在“官方教育体系”之外。
汉武帝的“置五经博士”，为何要强调“每科仅立一家”？核心目的是为了避免“经义解读混乱”，保证“意识形态统一”。汉初以来，儒家经典因“秦火之劫”与“传抄差异”，已形成多个版本与解读分支，如《诗》有鲁、齐、韩三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多家，若任由这些分支并行于官方教育，必然导致“弟子不知所从，经义无所适归”，无法承担“教化百姓、统一思想”的功能。因此，“每科立一家”的本质，是通过“官方权威”为每部经典“选定唯一师法源头”，让太学的经学传承有“规矩可依”，这标志着汉代“师法制度”的正式确立。师法对“官学与私学传承边界”的划分，强化“师法是官方教育专属规矩”的属性——汉武帝确立“五经博士”与师法制度后，不仅在太学内部划定了“正统经学谱系”，更明确了“官学师法”与“私学传承”的本质区别：私学虽可传授经学（如东汉郑玄早年从私学受《京氏易》），但不得称“师法”，其文本与解读也不被纳入“官方教育体系”；只有太学博士传授的“官方认定谱系”，才是唯一合法的“师法”。这种边界划分，让“师法”成为“官学身份的标志”——太学生以“传师法”为荣，地方私学弟子若想进入官方体系，必须“弃私学之法，改从太学师法”（如《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早年学《京氏易》《公羊春秋》等私学分支，后“西入关中，事扶风马融”，虽马融非太学博士，但马融之学源于太学《施氏易》师法，郑玄由此“接入官方师法谱系”，为其后来融合今古文奠定基础）。从此，太学博士的核心职责不仅是“授业”，更是“守师法”；太学生的核心任务不仅是“习经”，更是“传师法”，“师法”从“私学传承习惯”升华为“官方教育的核心规矩”。
二、师法的核心准则：“守一而不可变”的传递规矩
汉代太学的“师法”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由一系列具体、严格的“传递准则”构成，这些准则渗透在“文本传抄”“经义解读”“讲授方式”三个核心环节，形成“守一而不可变”的刚性规矩，确保经学传承的“正统性”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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