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从“治无定法”到“治有定规”《伤寒杂病论》的诞生现场
1. 乱世为炉，人命为炭：疫病现场的真实图景，医者“臆断”与百姓“求神”的乱象
东汉建安七年的冬天，南阳城的北风裹着沙尘，刮得城门口的残破布幡哗哗作响。城根下蜷缩着十几具薄棺，棺木缝里露出的手，指甲泛着青黑——这是昨夜死于“伤寒”的人。城门内，几个兵卒正拖拽着一个发热的流民，嘴里骂骂咧咧：“又一个染疫的，扔去乱葬岗！”流民挣扎着喊：“我只是冷……我喝碗热汤就好……”可没人理会，只有寒风卷着他的身影，很快消散在街巷里。
这就是张仲景每天出门都会撞见的场景。他时任长沙太守，却总穿着粗布医袍，带着药箱穿梭在市井与军营之间。这一年，南阳大疫已持续三个月，《后汉书·五行志》里只轻描淡写记了一句“南阳大疫，死者日百数”，可在张仲景眼里，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城东卖豆腐的王老汉，前天才说“浑身疼、怕冷”，今天就没了气息；城西的李家小儿，发热咳喘三天，被爹娘用冷水浇头“退热”，不到半日就手脚冰凉。
最让他揪心的，是诊疗的混乱。乡野医者大多没读过《神农本草经》，全靠祖辈口传的零碎经验抓药：见人发热，不管是恶寒还是不恶寒，都抓一把黄连、黄芩熬汤；见人腹痛，不问是喜按还是拒按，就用巴豆、牵牛子泻下。有一次，他撞见一个医者给病人施针，病人明明是“伤寒表证”，却被扎了“足三里”“内关”，针刚拔出来，病人就开始抽搐——这是误治伤了正气。
而豪门世族更荒唐。城中张员外家的公子发热，不请医者，反倒请了巫祝来家设坛。巫祝拿着桃木剑舞了半天，又把朱砂、雄黄磨成粉，混着酒给公子灌下去，说能“驱邪”。结果公子不仅没退热，反而上吐下泻，脉象从浮缓变成了沉细——张仲景赶到时，人已经没救了。他握着公子冰凉的手，指尖能摸到脉象残留的微弱跳动，心里像被针扎一样：“这不是邪祟，是伤寒啊！是能治的啊！”
那天晚上，张仲景在灯下翻开《黄帝内经》，书页上“上工治未病”的字样被他的手指摩挲得发毛。他想起老师张伯祖曾说：“医者，当以规矩为尺，不以臆断为凭。”可如今这乱世，“规矩”早就被战乱、饥荒和愚昧冲得没了踪影。他提笔在竹简上写下：“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每一个字都浸着泪——这不是冰冷的统计，是他眼睁睁看着叔伯、兄弟、子侄一个个倒下的痛。他放下笔，望着窗外的夜色，心里有个念头越来越清晰：必须为“伤寒”立一套规矩，让医者有章可循，让百姓不再死于误治。
2. 一次误诊，一生之痛：通过具体医案，揭示“见热即泻”的惨痛后果，引出“立规矩”的动因
建安八年春，一场倒春寒过后，南阳城的疫情又重了几分。这天清晨，医馆的门被猛地推开，两个壮汉抬着一个担架冲进来，担架上的人面色潮红，呼吸急促，额头上满是冷汗。“张大人，您快救救我家掌柜！”其中一个壮汉喊道。
张仲景快步上前，先摸患者的额头——滚烫。再搭脉：脉象浮缓，像春风吹过水面，轻轻晃动。他又问：“发病前是不是淋了雨？有没有怕冷、头痛？”患者虚弱地点点头：“前天去城外收账，淋了雨，回来就浑身疼、怕冷，昨天开始发热，还老出汗。”
就在张仲景准备开方时，门外闯进一个穿长衫的医者，是城西的刘医。刘医凑到担架前，扫了一眼患者的面色，又摸了摸额头，大声说：“这是热证！你看他发热、出汗，分明是内热太重，得用泻药把热泻出去！”说着就要提笔写方，用的是大黄、芒硝——都是药性峻猛的泻下之药。
张仲景赶紧拦住：“刘兄，不可！患者虽发热出汗，但脉象浮缓，还伴有恶寒、头痛，这是太阳中风证，该用桂枝汤调和营卫，怎么能用泻下之药？”刘医却不服气：“张大人，你这就错了！发热就是有热，有热就得泻，这是老辈传下来的规矩！你看他脸这么红，再不泻，热就烧到五脏了！”
患者的家人本就慌乱，听刘医说得笃定，又看张仲景年轻（当时张仲景才三十多岁），便犹豫了：“张大人，要不……就按刘医说的试试？”张仲景急得直跺脚：“万万不可！这药一吃，会伤了正气，后果不堪设想！”可无论他怎么劝，患者家人还是选择了刘医的方。刘医得意地写下药方，嘱咐：“煎好后一次喝光，泻个两三回就好了。”
当天下午，张仲景心里总不踏实，特意派人去患者家打听消息。派去的人回来时，脸色惨白：“张大人，不好了！患者喝了药后，不到一个时辰就开始拉肚子，拉得全是清水，现在手脚冰凉，连气都快喘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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