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则回归风寒本证，沿用麻黄汤、桂枝汤，但会根据患者体质调整用量——对年老体弱者，麻黄从三两减为一两，加黄芪五钱补气固表，避免发汗太过损伤正气。北宋政和年间，河南商丘医者宋道方接诊一位70岁高龄的风寒外感患者，患者恶寒发热、无汗身疼，但伴有气短乏力，宋道方以麻黄汤为基础，将麻黄减为一两，加黄芪五钱、党参三钱，患者服药一剂后汗出热退，未出现气虚乏力加重的情况。宋道方将此案例整理为《老年外感用药笔记》，提出“年老伤寒，解表必兼补气”的观点，被中原医者广泛采纳。这些细微调整，既坚守了六经辨证的核心逻辑，又贴合了中原地区四季气候变化的特点，成为后世中原医者外感诊疗的通用规范。
二、南方地区：湿热环境下的六经辨证革新与方药化裁
南方地区（以今江南、岭南、西南为核心）气候湿热，全年湿度偏高，夏季酷暑难耐，冬季湿冷刺骨，外感病多以“风寒夹湿”“风热夹湿”“暑湿交阻”为主要病机，症状复杂多变，与北方伤寒证差异显着。因此，南方医者对六经辨证的拓展更为深入，不仅在方药上大幅加减，更在辨证思路上突出“湿邪”的核心影响，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诊疗体系。
江南地区（今江苏、浙江、安徽一带）“水乡泽国”的地理特征，使其外感病以“风寒夹湿”最为常见。北宋景佑年间，苏州医者沈括（同时为着名科学家）在临床中发现，当地百姓外感后多表现为“恶寒发热、身体困重、关节酸痛、舌苔白腻、脉浮缓”，若按北方治法单用桂枝汤，虽能缓解恶寒发热，却无法消除身体困重与关节疼痛，甚至可能因桂枝温燥助湿，导致病情迁延。沈括以六经辨证为纲，分析此证属“太阳病兼湿邪困脾”，湿邪黏腻重浊，阻碍气机，故需在解表的同时兼顾化湿。
他以张仲景“桂枝汤”与“五苓散”为基础，取桂枝、白芍解表散寒、调和营卫，茯苓、泽泻利水渗湿，加入白术三钱健脾燥湿、薏苡仁五钱利湿通络，形成“桂枝五苓汤”。为验证此方的普适性，沈括选取苏州、常州、湖州三地的150名外感患者，按年龄分为三组（少年、成年、老年），每组50人，统一服用“桂枝五苓汤”。结果显示，少年组有效率达90%，成年组达86%，老年组因多兼气虚，有效率为78%，但加用黄芪后有效率提升至85%。沈括将此成果整理为《苏浙外感辨证要略》，提出“江南太阳病，必辨湿邪轻重，湿轻则化，湿重则利”的诊疗原则。他还在书中绘制了“湿邪轻重辨证图谱”，以舌苔厚薄、脉象濡缓程度区分湿邪等级，方便基层医者参考，此书在江南地区流传甚广，成为当地医者的“手边书”。
岭南地区（今广东、广西、海南一带）气候“暑湿交蒸”，外感病多为“暑湿感冒”，表现为“高热无汗、心烦口渴、头重如裹、胸闷恶心、脉濡数”，夏季尤为高发。北宋皇佑年间，广州医官陈最良接诊大量此类患者，发现若沿用北方伤寒方，不仅无效，还可能因药性温燥加重病情。他以六经辨证为基础，突破“太阳病先解表”的常规思路，提出“暑湿证，先清暑，后解表，兼化湿”的新策略。
陈最良以张仲景“白虎汤”（清热生津）与“藿香正气散”（民间验方经官方优化，源于仲景化湿思路）为融合基础，取石膏、知母清暑解热，藿香、紫苏叶芳香化湿，加入滑石五钱、甘草一钱（即六一散）利水渗湿，形成“白虎藿香汤”。此方中，石膏需“打碎先煎三炷香”，知母“去皮切片”，藿香“鲜用为佳”，用量上根据发热程度调整：高热者石膏用一斤，中热者用八两，低热者用五两。为解决岭南夏季药材易霉变的问题，陈最良还发明了“藿香烘干法”：将新鲜藿香悬挂于通风阴凉处，每日翻动三次，三日后收集装入陶罐密封，可保存两月之久，此方法被岭南药农广泛采用，保障了药材供应。
他将此方用于临床，一年间治疗暑湿患者数千人，有效率达88%，被朝廷授予“翰林医正”之职。《宋史·方技传》记载此事时，称其“以仲景之理，治岭南之病，因地制宜，疗效卓着”。陈最良晚年还收徒十余人，专门传授“岭南六经辨证法”，要求弟子必须熟悉当地气候与药材特性，其弟子后来多成为岭南各州府的医官，使“白虎藿香汤”等方剂得以长期流传。
西南地区（今四川、云南、贵州一带）多山地，气候垂直差异显着，既有湿热的河谷地带，也有凉爽的高原地区，外感病病机更为复杂，常出现“寒热错杂、湿邪阻滞”的症状。北宋嘉佑年间，成都医者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编纂者）在临床中总结出“西南六经辨证三要点”：一看舌苔（白腻为寒湿，黄腻为湿热），二摸脉象（濡缓为湿盛，浮数为热盛），三问地域（河谷患者多湿，高原患者多兼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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