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河谷地带的湿热外感（症见发热、口苦、身重、小便黄赤、脉濡数），唐慎微以张仲景“小柴胡汤”为基础，去除人参、大枣的温补，加入茵陈三钱、栀子三钱清热利湿，命名为“柴胡茵陈汤”；针对高原地区的风寒夹湿外感（症见恶寒、头痛、关节冷痛、脉浮紧），则以麻黄汤为基础，加入附子二钱（炮透）温阳散寒、羌活三钱祛风除湿，形成“麻黄附子羌活汤”。
唐慎微尤为注重临床验证，他在成都药市设立“义诊点”，对每则化裁方都记录患者的地域、症状、用药反应及疗效，累计记录3000余则案例。例如，他用“柴胡茵陈汤”治疗河谷地带湿热患者200人，176人用药七日后症状消失，18人症状缓解，6人无效（后确诊为疟疾混淆）；用“麻黄附子羌活汤”治疗高原风寒夹湿患者150人，132人用药五日后痊愈，18人因体质虚弱需续服补气药巩固。他还发现西南地区百姓多喜食辛辣，外感后易出现“湿热夹食积”的情况，遂在“柴胡茵陈汤”中加入麦芽三钱、神曲三钱消食导滞，形成“柴胡消食汤”，专门用于此类病症，有效率达83%。这些案例为南方六经辨证的化裁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支撑，其《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中收录的南方外感方，大多源于此。
三、北方边疆：干寒与风沙环境下的六经辨证强化与用量调整
北方边疆地区（以今东北、西北为核心）气候干寒，冬季漫长酷冷，夏季短暂炎热，且多风沙天气，外感病以“风寒峻烈”“风寒夹燥”“风沙袭表”为主要病机，患者症状剧烈，病程进展快，对药物的解表散寒之力要求更高。因此，边疆医者对六经辨证的拓展，主要体现在“强化峻烈之性”“增加解表之力”“兼顾润燥护津”三个方面，方药用量与炮制方法均有特殊调整。
东北地区（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一带）冬季气温极低，风寒之邪尤为峻烈，外感患者多表现为“恶寒甚重、高热无汗、周身剧痛、脉浮紧有力”，属典型的“太阳伤寒重证”。北宋熙宁年间，辽东医者耶律乙辛（契丹族）在临床中发现，张仲景原方麻黄汤（麻黄三两、桂枝二两、杏仁七十个、甘草一两）在当地疗效不足，需增加药量才能驱散寒邪。他将麻黄用量增至五两，桂枝增至三两，杏仁增至一百个，同时加入细辛二钱增强散寒止痛之力，命名为“峻麻黄汤”。
为避免药量过大导致发汗太过，耶律乙辛制定了严格的用药规范：一是限定疗程，最多服用两剂，汗出后立即停药；二是调整炮制，麻黄需“去根节，生用”以保留峻烈之性，甘草用量增至二两以调和药性；三是明确禁忌，阴虚盗汗、气虚乏力者禁用，年老体弱者减量至三分之一。他还发明了“汗出判断法”：让患者服药后盖薄被，以“周身微汗、不流珠”为度，若汗出过多，立即饮用温米汤补津液。他用此方治疗辽东边疆士兵与百姓，接诊80名重症患者，72人一剂汗出后症状缓解，8人服用两剂痊愈，无一人出现不良反应。此事被记载于《辽史·方技传》中，成为边疆伤寒重症诊疗的经典案例。耶律乙辛还将此方传授给边疆军营的医工，使其成为军队应对冬季外感的“救命方”，有效减少了士兵因外感减员的情况。
西北地区（今陕西、甘肃、宁夏一带）除干寒外，还多风沙天气，外感病常表现为“风寒夹燥、风沙袭表”，症状为“恶寒发热、头痛如裂、目涩流泪、皮肤干燥、脉浮紧”。北宋元佑年间，长安医者张元素（金元四大家之先驱）针对此证，以张仲景“麻黄汤”为基础，保留麻黄、桂枝解表散寒，加入防风三钱祛风沙、石膏三钱清燥热、麦冬三钱护津液，形成“麻黄防风汤”。
张元素对药材的选择极为严苛：麻黄需“陇西产者为佳，茎粗色绿”，防风选用“同州产者，去芦头”，石膏需“洁白透明，打碎先煎”。他在临床中应用此方，发现风沙严重地区的患者，需增加防风用量至五钱，同时加入菊花二钱清肝明目；干燥严重地区的患者，则需增加麦冬至五钱，加玉竹三钱滋阴润燥。他还针对西北百姓多从事游牧、农耕，易受外伤的特点，在“麻黄防风汤”中加入当归二钱活血止痛，用于外感兼关节旧伤疼痛的患者，有效率达80%。
张元素将这些经验整理为《西北外感用药要诀》，提出“风沙盛则增祛风之药，干燥甚则加滋阴之品”的调整原则，被西北各州府惠民药局采纳为用药标准。药局吏员还根据此原则，提前预制了“风沙外感药包”“干燥外感药包”，方便百姓按需取用，极大提升了诊疗效率。
北方边疆夏季短暂，外感多为“风热夹燥”，表现为“发热重、恶寒轻、咽喉肿痛、干咳少痰、脉浮数”，医者多以张仲景“银翘散”（衍生方）为基础，加入玄参三钱、桔梗二钱，增强利咽化痰之力，命名为“银翘利咽汤”。同时，考虑到边疆药材资源相对匮乏，张元素还提出“替代方案”：若无金银花，可用本地盛产的“蒲公英”替代，用量加倍；若无连翘，可用“板蓝根”替代，用量减半。北宋绍圣年间，西北边境战乱频发，药材运输受阻，当地医者按此替代方案用药，成功治疗了数百名外感患者，确保六经辨证体系在资源有限的边疆地区也能落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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