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的诞生现场
一、 乱世为炉,人命为炭:疫病现场的真实图景与诊疗乱象
东汉建安七年的寒冬,南阳城的北风裹挟着沙尘,将城门口残破的布幡吹得猎猎作响。城根下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十几具薄棺,棺木缝隙中露出的手,指甲泛着青黑——这是昨夜死于“伤寒”的百姓。城门内侧,几名兵卒正拖拽着一位发热的流民,厉声呵斥:“又一个染疫的,赶紧扔去乱葬岗!”流民虚弱地挣扎哭喊:“我只是怕冷……喝碗热汤就好……”可喧嚣的街巷里,没人愿意停下脚步,唯有寒风将他的声音撕碎,消散在灰蒙蒙的天际。
这便是张仲景每日出诊时必定撞见的场景。彼时他虽身居长沙太守之职,却常身着粗布医袍,背着药箱穿梭于市井街巷与军营营地之间。这一年,南阳地区的大疫已持续三月有余,《后汉书·五行志》中仅以“南阳大疫,死者日百数”一笔带过,可在张仲景眼中,每个数字背后都是鲜活的生命:城东卖豆腐的王老汉,前几日还笑着和他说“浑身酸痛、怕冷畏寒”,今日便没了气息;城西李家的幼子,发热咳喘三日,被焦急的父母用冷水浇头“退热”,不到半日就手脚冰凉、气息微弱。
最让他痛心疾首的,是诊疗领域的混乱无序。乡野医者大多未曾研读《神农本草经》等医籍,仅依靠祖辈口传的零碎经验胡乱抓药:见患者发热,不论是否伴有恶寒,都抓一把黄连、黄芩熬汤灌服;见患者腹痛,不问疼痛时喜按还是拒按,便用巴豆、牵牛子等峻猛泻药泻下。一次,他恰巧撞见一位医者为患者施针,患者明明是“伤寒表证”,却被误扎“足三里”“内关”二穴,银针刚拔下,患者便开始抽搐不止——这是误治损伤正气所致。
而豪门世族的做法更为荒唐。城中张员外家的公子发热,不请医者诊治,反倒重金请来巫祝设坛作法。巫祝手持桃木剑,围着病床念念有词,又将符纸烧成灰烬混入水中,逼公子喝下。三日过去,公子高热不退,周身出现斑疹,张员外才慌了神,派人快马去请张仲景。等张仲景赶到时,公子已神志不清,脉细如丝,他叹息着摇头:“邪已入里,正气耗尽,无力回天了。”张员外瘫坐在地,痛哭流涕,却不知正是自己的愚昧,亲手断送了儿子的性命。
军营中的惨状更甚。彼时天下大乱,诸侯割据,南阳附近常有军队驻扎,军营人口密集,卫生条件极差,疫病一旦蔓延,便难以控制。张仲景曾受驻守南阳的将领邀请,前往军营诊治。一进营寨,刺鼻的药味与腐臭气息扑面而来,帐篷内横躺竖卧着数十名患病士兵,有的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有的高热谵妄、胡言乱语,还有的上吐下泻、气息奄奄。军医向张仲景诉苦:“将军催着治病,可我们也没个章法,昨天用了治痢疾的药,今天又换了退热的方,非但没效果,死的人还越来越多。”
张仲景俯身为一名士兵诊脉,又查看他的舌苔,问道:“他最初是什么症状?”士兵身边的同伴答道:“前天早上起来就说怕冷,浑身疼,后来就开始发烧,晚上还吐了好几次。”张仲景又诊视了几名士兵,发现他们起初的症状大多相似,都是恶寒、发热、身痛,只是后续因诊治不当,才出现了呕吐、腹泻、斑疹等不同病症。他心中愈发坚定:“伤寒之病,必有其规律,若能找到其中章法,何愁治不好?”
可现实的阻碍远超想象。彼时的医籍要么内容零散,要么理论晦涩,难以指导临床实践。《黄帝内经》虽奠定了中医理论基础,却缺乏系统的诊疗方案;《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药材功效,却未提及具体方剂配伍。医者们各凭经验行事,你用你的方,我施我的针,没有统一的标准,误治、错治之事频发。张仲景曾在行医途中遇到一位同行,两人就同一患者的诊治争论起来:张仲景认为患者是伤寒表实证,应投麻黄汤发汗解表;而那同行却坚持是内热炽盛,要用车前子、滑石清热利尿。最终患者家属听信了同行的话,服药后病情急剧加重,一命呜呼。
看着无数生命因诊疗无规而逝去,张仲景内心备受煎熬。他想起自己年少时,曾跟随同郡名医张伯祖学医,张伯祖常对他说:“医者,仁术也,当穷究医理,方能救死扶伤。”那时他似懂非懂,如今身处乱世疫场,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重量。他暗下决心,要整理历代医籍精华,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出一部能为医者提供规范指导的医书,让“治无定法”变为“治有规可循”。
二、踏遍南阳:从市井到乡野的病症搜集
下定决心后,张仲景开始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搜集病症案例。他白天出诊,诊治患者时详细记录每一个人的症状、脉象、舌苔以及用药后的反应;夜晚则挑灯夜读,翻阅家中收藏的医籍,梳理前人的诊疗经验。可仅仅依靠南阳城内的案例,还远远不够,伤寒病症复杂多变,不同地域、不同体质的患者,表现出的症状也各不相同。于是,他向上级请辞长沙太守之职,虽未获批准,却得到了“巡诊南阳诸县”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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