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去世后，杜度与卫汛肩负起传承医术的重任。他们带着书稿，先后前往洛阳、许昌等地，寻访志同道合的医者与官员，希望能将书稿刊刻发行。在洛阳，他们遇到了曹魏太医院的医官王叔和，王叔和医术精湛，对前代医籍颇有研究，见到《伤寒杂病论》后，赞叹道：“此书乃中医诊疗之圭臬，若能刊刻，必将造福后世！”
王叔和利用自己在太医院的资源，召集工匠抄写书稿，还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对书稿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整理与校勘，补充了一些张仲景未及记录的案例。然而，当时曹魏政权初建，财力物力有限，刊刻大部头医书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王叔和只能将整理后的书稿分为“伤寒”与“杂病”两部分，分别抄写数份，一份收藏于太医院，其余的交给杜度、卫汛及其他信任的医者，让他们继续寻找机会传播。
西晋建立后，天下局势逐渐稳定，纸张与刊刻技术也有了一定发展。杜度的弟子根据师父留下的书稿副本，在西晋武帝泰始年间，将《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单独刊刻发行，名为《伤寒论》；而“杂病”部分则因战乱散落，直到唐代才被医家王焘在《外台秘要》中收录了部分内容，后来经过宋代医家的搜集与整理，才形成了《金匮要略》。
尽管《伤寒杂病论》在传承过程中历经拆分、散落与补充，但张仲景创立的六经辨证体系与经典方剂却得以保留。从东汉末年的襄阳讲堂，到魏晋时期的太医院，再到唐宋以来的各大医馆，《伤寒论》与《金匮要略》逐渐成为中医临床的必修典籍，无数医者通过学习这些内容，掌握了规范的诊疗方法，挽救了无数生命。
南北朝时期，着名医者陶弘景在注解《神农本草经》时，多次引用《伤寒论》中的方剂与药理理论；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专门设立“伤寒门”，系统收录张仲景的诊疗之法，还感叹“江南诸师秘仲景方而不传”，足见其对张仲景学术思想的推崇；宋代朝廷更是组织医家对《伤寒论》进行校勘整理，刊刻为“官版医书”，发放到全国各地的医馆与医学院校。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仲景的六经辨证思想与方剂体系不断得到拓展与完善，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从乱世中诞生的《伤寒杂病论》，不仅终结了“治无定法”的诊疗乱象，更成为跨越千年的医学经典，为后世中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治学态度与“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也成为历代医者尊崇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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