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阡陌”的第三步，是通过立法强制“垦荒”，将秦国的闲置土地转化为可耕种的良田，扩大土地总量。战国时期的秦国，虽疆域广阔，但大量土地因“地处偏远、杂草丛生”而未被开垦，《商君书·徕民》中描述为“山林川泽之民甚众，而无田宅者，不可胜数”。为改变这一现状，《商君书》推出“垦荒激励法”：一是对开垦荒地的百姓免除三年赋税，“利其田宅，复之三世”（《商君书·徕民》），即不仅给予荒地的使用权，还免除三代人的赋税；二是允许百姓“自占垦荒”，百姓可向官府申请开垦指定区域的荒地，开垦后只需到官府登记田界（即“定阡陌”），即可获得该土地的占有权，且荒地的授田面积不受“标准亩数”限制，开垦多少就可占有多少；三是惩罚“不垦荒者”，《商君书·垦令》中规定“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即通过重刑打击“游手好闲、不事农耕”的人，迫使他们投身垦荒。
为确保“垦荒法”落地，秦国还设立了“垦荒督官”，负责巡查各地的垦荒进度，对垦荒成效显着的官吏给予奖励，对未完成垦荒任务的官吏处以惩罚。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记载了一名叫“喜”的官吏的工作日志，其中提到“三月，督垦上田三顷，中田五顷，下田二顷，皆定阡陌，上吏”，即“喜”在三月督促百姓开垦了上田3顷、中田5顷、下田2顷，并完成了田界划定，向朝廷上报——这一细节证明，秦国的垦荒并非百姓自发行为，而是在官府的严格监督下进行的法律实践。通过“垦荒激励法”，秦国在短短数十年内开垦了数百万亩荒地，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后，秦国“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而“家给人足”的背后，正是“开阡陌”带来的土地总量扩张与耕种效率提升。
三、“耕—战—爵—田”闭环：《商君书》如何用土地立法绑定国家利益？
《商君书》的土地立法，最精妙之处并非“废井田、开阡陌”本身，而是将土地与“赋税、军功、人口”通过法律编织成一个闭环——“耕”（耕种土地）产生粮食，粮食可“纳赋税”（支撑国家财政）或“换官爵”；“战”（参军作战）获得军功，军功可直接“换土地”或“升爵位”；“爵”（官爵）又可带来更多土地与赋税减免，反过来激励百姓更积极地“耕”与“战”。这个闭环让秦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都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源，最终形成“百姓为土地而耕，为土地而战；国家因土地而强，因土地而胜”的良性循环。
这个闭环的第一个关键节点，是“以田定赋”，用法律将土地产出与国家赋税绑定，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商君书》废除了井田制下“公田产出全归领主”的赋税模式，改为“百姓按土地面积缴纳实物税”，即“粟米之征”。具体标准为：无论上田、中田、下田，均按“每亩缴纳粟米三斗”（秦国度量衡，1斗约合现代2升）的标准征收，若遇灾年（如旱灾、水灾），可按灾情轻重减免赋税，“上凶三之二，中凶二之一，下凶三之一，岁凶不入”（《商君书·垦令》）。为确保赋税足额征收，秦国还实行“户籍与土地绑定”的制度：百姓需在官府登记“户籍”，注明家庭人口、劳动力数量与授田面积，官府则根据户籍记录的土地面积核算应缴赋税数额，形成“户籍—土地—赋税”的对应关系，避免百姓隐瞒土地、逃避缴税。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田律》中明确规定：“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意为百姓无论所受土地是否开垦，每顷土地都需缴纳刍（饲料）三石、稿（禾秆）二石，这一“按顷征收”的规则，进一步强化了“土地面积与赋税额度”的绑定，确保国家能从每一寸土地上获得稳定收入。
为防止官吏在赋税征收中徇私舞弊，《商君书》还配套了“赋税监督法”：一是“明码标价”，官府需在县城门口张贴赋税征收标准，包括每亩粟米、刍稿的缴纳数量，以及灾年减免比例，让百姓一目了然，避免官吏私自加征；二是“双向记账”，百姓缴纳赋税时，官府需出具“完税凭证”（竹简刻写，注明缴纳人、土地面积、赋税数量），同时在官府的“赋税账簿”上登记相同信息，形成“凭证与账簿”的相互核对；三是“年终审计”，每年年末，各郡县需将本地的土地数量、户籍人数、赋税总额上报中央，中央派“监御史”核查，若发现账簿与实际不符，相关官吏将被处以“赀刑”（罚款）或“废刑”（罢免官职）。这种“透明化、可追溯”的赋税制度，让秦国的财政收入告别了井田制下“领主截留、数额不明”的混乱状态，为国家积累了充足的粮食与物资——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商鞅变法后，秦国“积粟如丘山”，这为后续秦国东出函谷、兼并六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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