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商君书》还通过“禁粮贸”限制粮食的商业流通，规定“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人不得收购粮食，农户不得出售粮食。这一规定看似严苛，实则有深层考量：农户若能出售粮食，便会倾向于“多种粮、多卖钱”，甚至为了追求产量而忽视土地肥力的养护，导致土地“越种越薄”；而商人若能收购粮食，便会在丰年低价囤粮、灾年高价抛售，加剧粮食分配的不公。禁止粮贸后，农户只能“种粮自用+缴纳赋税”，粮食的“商品属性”被弱化，“生存属性”被强化，农户也会更注重土地的长期养护，而非短期的粮食售卖；同时，国家通过“廪官”将征收的粮食储备起来，遇到灾年时平价发放给农户，避免商人趁机牟利。
（三）社会待遇层面：“限爵+重役”双重打压，降低商人地位
西周以来，商人虽能积累财富，但社会地位始终低于士、农、工，被视为“四民之末”。《商君书》则通过法律进一步固化这一等级秩序，让商人即便拥有财富，也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与权益，彻底断绝农户“以商求贵”的想法。
其一，“商人不得入仕”。秦国明确规定，商人及其子弟无论财富多少，都不得担任官吏，也不得进入官府开办的“学室”学习（学室是培养官吏的机构）。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记载：“工商之子，不得为吏，不得入仕。”而农户子弟若能“耕织有功”或“立有军功”，不仅能进入学室学习，还能担任郡县小吏——这种“仕进通道”的差异，让农户清楚地知道，只有扎根土地，才能为子女谋求长远发展，而经商只能获得短期财富，无法改变家族命运。
其二，“商人重役”。秦国实行“徭役征发优先级”制度，将百姓分为“农、工、商”三类，徭役征发时优先征发商人，其次是工匠，最后是农户；且商人的服役期限比农户长30%，农户服役一年，商人需服役一年零四个月。睡虎地秦简《徭律》中记载了一则案例：某县需征发200人修建河渠，县吏按“商三家出一人，工五家出一人，农十家出一人”的比例征发，最终征发商人67人、工匠40人、农户93人，商人的人均服役负担是农户的3倍。更甚者，若国家爆发战争，商人需优先服“戍役”（边境守卫），且不得用财物赎免，而农户若缴纳足够的粮食，可赎免一半戍役期限——这种“义务不对等”的制度，让商人的生活充满不确定性，而农户只需按时耕种、缴纳赋税，就能享受更稳定的生活，进一步强化了“务农优于经商”的选择。
二、“奖农”之策：用法律让耕种土地“有利可图”
《商君书》深知，“抑商”只是手段，“奖农”才是目的——若仅靠压制商业让百姓务农，而不给予农户实际利益，土地立法终将沦为“强令”，无法长久推行。因此，《商君书》围绕“土地耕种”设计了一套多层次的奖励体系：从“直接物质奖励”到“赋税减免”，再到“社会地位提升”，让农户能从耕种土地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形成“耕多则利多、耕优则爵高”的激励机制，彻底激活百姓的农耕积极性。
（一）直接奖励：“耕织有功者免役赐田”，看得见的实惠
《商君书·垦令》中提出：“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里的“本业”即农耕与纺织，“致粟帛多”并非模糊的“产量高”，而是有明确的量化标准：根据睡虎地秦简《田律》记载，秦国对“耕织有功”的认定标准是“丁男年收粟百石、丁女年织帛十匹”，达到这一标准的农户，可享受“复其身”（免除本人一年徭役）的奖励；若连续三年达到标准，可额外获得“赐田五十小亩、宅五亩”；若连续五年达到标准，可将奖励范围扩大到“复其家”（免除全家一年徭役）。
这种“量化奖励”让农户有清晰的奋斗目标——丁男知道只要每年收获100石粮食（约合现代2000升），就能免除徭役，还能获得额外土地；丁女知道只要每年织出10匹帛（每匹帛长4丈、宽2尺），就能为家庭争取更多福利。而“举以为收孥”的惩罚则形成鲜明对比：若农户因懒惰导致年收粟不足50石，或因投身商业而荒废土地，全家将被收为“官奴婢”，男奴服劳役、女奴做纺织，失去人身自由。一奖一罚之间，农户自然会选择“勤耕织、避懒惰”，主动将精力投入土地。
考古发现的秦国“户籍简”中，有一份记载某农户“丁男二，年收粟二百一十石；丁女一，年织帛十二匹”，简末标注“复二身，赐田百小亩”，正是“耕织有功”奖励的实际记录；而在另一份“刑徒简”中，记载了某农户“丁男一，弃田经商，年收粟三十石”，最终被“收孥为奴”——这些竹简印证了《商君书》“奖农罚惰”制度的严格执行，也解释了为何商鞅变法后，秦国农户“早出晚归，不敢怠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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