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废田”之惩：杜绝土地资源的“浪费”
《商君书》推行“授田制”的核心目标是“地尽其力”，若农户获得土地后“荒废不耕”（“废田”），则违背了土地立法的初衷，也浪费了国家稀缺的土地资源。因此，秦国对“废田”设定了针对性刑罚，从“警告”到“收回土地”，再到“强制劳役”，层层递进。
法律规定：农户若授田后一年内，土地垦殖率低于60%（即十亩土地中超过四亩未耕种），需接受“警告”，并由官吏监督其在三个月内补种；若三个月后垦殖率仍未达标，则收回未耕种的土地，并罚缴“铜十锊”；若农户因“弃农经商”或“懒惰”导致土地荒废超过两年，或故意破坏土地（如烧毁农田、挖掘田界），则被视为“弃农罪”，判处“刑为城旦”四年，土地全部收归国家，且终身不得再获得授田。
考古发现的秦国“田籍简”中，有一份记载：农户丁获得授田百小亩，一年后核查发现，仅耕种了四十亩，垦殖率40%，低于60%的标准。县吏先对丁发出“警告”，限其三个月内补种；三个月后复查，丁仍未补种，最终被“收回六十亩土地，罚铜十锊”。这一案例表明，秦国对“废田”的惩罚并非“一刀切”，而是先“督促整改”，再“严惩不怠”，既体现了刑罚的威慑力，也兼顾了农户可能因“天灾、疾病”导致的耕种困难，更符合“激活土地效能”的立法初衷。
二、基层管控：以“什伍连坐”织密土地管理的“网络”
仅靠严刑峻法不足以覆盖所有土地管理场景——秦国疆域广阔，农户分散居住，若仅依赖中央或郡县官吏巡查，难免出现“监管盲区”。因此，《商君书》借鉴了秦国传统的“什伍制”，将其改造为“土地管理基层组织”，通过“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编制，让土地管理渗透到每一个村落、每一户农户，形成“自上而下、全面覆盖”的管控网络。
（一）什伍组织：土地管理的“最小单元”
秦国将全国农户按“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划分，每伍设“伍老”，每什设“什长”，均由“耕织有功”或“有爵位”的农户担任（如“公士”爵农户可任伍老，“上造”爵农户可任什长），负责管辖范围内的土地管理事务。伍老、什长虽无官吏编制，但拥有“土地核查权”“政策传达权”“违规举报权”，是连接郡县官吏与普通农户的“桥梁”。
具体而言，伍老的职责包括：每月核查辖区内农户的土地耕种情况，记录“已耕面积、未耕面积、作物种类”，上报给什长；传达郡县发布的土地政策（如赋税调整、垦荒奖励）；发现农户“匿田”“逃赋”“废田”等行为，需在三日内上报什长，若隐瞒不报，伍老将被“罚铜五锊”。什长的职责则更为核心：每季度汇总辖区内的土地信息，绘制“土地分布图”（标注每块土地的占有者、肥力等级、赋税标准），上报给郡县“田官”；组织农户参与“土地边界核查”（每年春季、秋季各一次），协调解决邻里间的田界纠纷；监督伍老履职，若辖区内出现三起以上伍老隐瞒不报的土地违法案件，什长将被“罚铜二十锊”，并罢免职务。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保存了一份什长的“工作记录”，记载：“三月，辖区十家，授田共千小亩，已耕九百五十亩，垦殖率95%；上报农户甲‘盗徙封’一案，已交县吏处理；传达‘垦荒免赋’政策，三家农户申请垦荒。”这份记录清晰展现了什长在土地管理中的日常工作，也印证了“什伍组织”已成为土地立法执行的“最小单元”——通过将土地管理责任落实到“家门口”，秦国实现了对分散农户的有效管控。
（二）连坐制度：土地管理的“监督枷锁”
《商君书》认为，“一人为非，邻里连坐”是杜绝土地违法行为的“最佳手段”——若邻里间相互监督、相互约束，则农户不敢轻易违法，土地秩序也能长期稳定。因此，秦国在什伍组织的基础上，推行“土地管理连坐制”，将农户的“土地行为”与邻里的“利益”深度绑定。
连坐制的核心规则包括：若伍内有农户犯“盗徙封”罪，除涉案农户受罚外，其余四家各需“罚铜二锊”；若犯“匿田”“逃赋”罪，其余四家各需“罚铜一锊”；若犯“废田”罪，其余四家需共同帮助涉案农户补种土地，直至垦殖率达标，期间产生的人力、物力成本由四家均摊。若什内有超过两家农户犯土地重罪（如“私自买卖土地”“欺君逃赋”），则什内其余八家各需“罚铜五锊”，什长被“赀一盾”（罚款一面盾牌，价值相当于什长两个月俸禄）。
更关键的是，连坐制还规定了“举报免责”条款：若邻里在农户实施土地违法行为前举报，或在案发后三日内主动举报，可免除连坐责任；若举报线索帮助官吏破获“团伙性土地违法”（如多名农户联合隐瞒土地），举报人还可获得“奖励铜十锊”，或优先获得“垦荒资格”（可优先申请开垦荒地）。这种“惩罚与奖励并重”的连坐制，让邻里从“被动连坐”变为“主动监督”——农户不仅要管好自己的土地，还要关注邻里的土地行为，否则将面临无妄之灾；而举报违法行为，既能免责，还能获得实际利益，自然成为多数农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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