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爵位的提升，受田数量呈阶梯式增长，且增长幅度与爵位等级相匹配。睡虎地秦简《军爵律》竹简编号[82]明确记载：“上造（二级爵），受田二顷；簪袅（三级爵），受田三顷；不更（四级爵），受田四顷；大夫（五级爵），受田五顷……”这种“一级一顷”的递增模式，在爵位晋升初期尤为明显。而到了高阶爵位，受田方式与数量则发生了变化——从“直接受田”转为“食邑”。例如，第十九级“关内侯”可获“食邑三百户”，即享有三百户人家的赋税收益；最高级的“彻侯”（汉代避汉武帝刘彻讳，改称“列侯”）则可获“食邑万户”，不仅拥有万户百姓的赋税支配权，还对封地内的土地享有实际控制权，其权益远超普通爵位。
值得注意的是，秦国对“军功”的界定并非仅局限于“斩获首级”，还包括集体战功与特殊贡献。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记载：“战及死事者，子毋遗类，令皆袭爵，及食田宅。”即士兵在战斗中阵亡（“死事”），其子孙可全额继承其爵位与田宅；若士兵在攻城战中率先登上城墙（“先登”），或在突围战中带队冲破敌阵（“陷阵”），即便未斩获足够首级，也可按“特殊军功”晋升爵位、授予土地。例如，《商君书·境内》规定：“陷队之士，知疾斗，不避死伤，斩首队五人，则陷队之士，人赐爵一级。”这里的“陷队之士”即敢死队，只要全队斩获五颗首级，每名队员均可获爵一级、受田一顷，这一规定体现了对集体军功的认可。
为了确保“爵级与田亩”对应关系的刚性，秦国法律还对授田资格做了严格界定。睡虎地秦简《军爵律》竹简编号[83]补充规定：“从军当以劳论及赐，未拜而死，有罪法耐迁其后；及法耐迁者，皆不得受其爵及赐。”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功及后代”，即便士兵在军功审批完成但尚未正式受爵时战死，只要军功核验属实，其后代仍可继承相应的爵位与田亩，这一规定极大地消除了士兵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在战场上敢于冲锋陷阵；二是“罪及权益”，若士兵或其后代因犯罪被判处“耐迁”（即剃去鬓发并流放，是秦代中等程度的刑罚），则会被剥夺获爵受田的资格，已受之田也会被政府收回。这种“功赏罪罚”的绑定，进一步强化了爵位与田亩的严肃性，确保资格认定的公平公正。
此外，秦国法律还对“非军功获爵受田”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禁止。《商君书·垦令》明确提出“无得为罪人请爵禄，无得任人以官”，即任何人不得为罪犯请求爵位与俸禄，不得凭借关系为他人谋取官职与土地。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更是将“毋擅予爵，毋擅夺爵”作为官吏的核心职责之一，若官吏违反规定，为无军功者授予爵位与土地，将被判处“赀二甲”（缴纳两副铠甲的罚金）乃至“耐为隶臣”（剃发服劳役）的重刑。这一系列规定，从资格准入到违规惩罚，全方位确保了“军功是授田唯一依据”的原则不被破坏，为后续权属确认与执行监督奠定了基础。
（二）土地权属的法律确认：从“受田”到“永业”
明确了军功与田亩的等级对应关系后，土地权益的稳定性便成为激发士兵长期动力的关键。秦国的“军功授田”并非临时性的战场赏赐，而是通过法律赋予受田者长期稳定的土地权益，甚至在特定条件下可转化为私有“永业田”。这种权属设计的核心目的，是让士兵在获得土地后，能够安心耕种、积累财富，同时将自身利益与国家稳定深度绑定——士兵成为土地的实际掌控者后，为了保护自己的田产，会更加坚定地为国家作战；而土地的长期耕种也能提升农业产量，为国家提供充足的粮食储备，形成“耕战一体”的良性循环。
要理解秦国军功授田的权属性质，首先需厘清“受田”与“私有”的关系。在商鞅变法初期，秦国的土地名义上仍归国家所有，受田者获得的是“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这一点可从睡虎地秦简《田律》的规定中得到印证：“受田者，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这里的“刍稿”指的是饲料与秸秆，是秦国赋税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明确要求受田者按受田面积缴纳刍稿，无论土地是否开垦耕种，都必须足额缴纳。这一规定看似严苛，实则是对受田者权属的法律确认——只有合法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人，才需履行纳税义务；若未获国家法定授田，则无需承担此项赋税。从这一角度而言，“缴纳刍稿”既是受田者的义务，也是其享有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凭证”，让权属关系有了明确的法律标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秦国军功授田的权属逐渐向“私有化”过渡，形成了“准私有财产”的性质。这种转变的关键标志，是土地的“可继承性”与“可流转性”。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其内容多承袭秦制）记载：“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择田，乃行其余。”即军功爵者去世后，其后代可优先选择继承其所受之田，若后代不止一人，则按“嫡长子优先，余子依次分配”的原则划分土地；只有当军功爵者无后代，或后代因犯罪被剥夺爵位时，政府才会收回土地，重新分配给其他有军功者。这种“优先继承”的规定，让土地权益突破了受田者本人的生命周期，实现了“军功惠及子孙”的价值延伸，极大地激发了士兵的长期作战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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