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判中的制度执行与权益保障
军功授田制度并非停留在律法条文的纸面表述，其生命力恰恰体现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形成了一套以“秦简文书”为核心的司法记录体系，这些出土于不同地域的简牍案卷，如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的秦代判例、里耶秦简中的行政司法文书、睡虎地秦简的相关律文注解等，共同还原了军功授田制度在司法审判中的执行细节。从军功爵者的受田资格认定、田亩数量争议，到授田被侵夺后的司法救济，再到军功传承中的权益分割，每一类案例都清晰展现了秦国“以法护田、以律保爵”的治理逻辑，也印证了军功授田作为“耕战体系”核心支撑的制度刚性。
一、受田资格争议案：军功档案与司法核验的双重确认
秦国军功授田的核心前提是“军功属实、爵级明确”，因此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案例类型，便是对军功爵者受田资格的争议审理。这类案件的核心矛盾集中在“当事人是否具备对应爵级的军功”“军功档案记录与实际申报是否一致”两大焦点，而司法裁判的关键则在于对“军功档案”与“户籍田籍”的双重核验。
里耶秦简（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出土）编号为8-1519的简牍，完整记录了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迁陵县一桩“公士诉县廷否认其受田资格”的案件。案件当事人为某里士五（伍）甲，自称在“攻燕之战”中斩获敌军首级1颗，依《军爵律》应晋爵为公士并受田1顷、宅1处，但县廷以“军功档案无记录”为由拒绝授田，甲遂赴县廷起诉。
从简牍记载的审理流程来看，县廷对此案的处理严格遵循“档案核验优先”的原则：第一步，由县廷“主爵吏”调取郡级存储的“军功簿”，该簿册详细记录了各军阵的军功斩获情况，包括士兵姓名、所属部队、斩获首级数量及核验官员签字，结果显示“甲所属部队确有同名士兵斩获首级1颗，但籍贯标注为‘南阳郡某县’，与迁陵甲籍贯不符”；第二步，县廷传召甲的原部队战友乙（已退伍归乡，爵级为公士）作证，乙称“甲确在攻燕时随队作战，但斩获首级后未及时上报，由队率代为登记时误写籍贯”；第三步，主爵吏与“田官”联合核查甲的“徙徙籍”（迁徙户籍），发现甲确于战后从南阳郡迁来迁陵，户籍档案中注明“曾从军，待核军功”；第四步，县廷向南阳郡发送“邮书”（官方文书）请求协查，南阳郡回函确认“该军功记录确为籍贯登记错误，甲实为军功获得者，已补正档案”。最终，迁陵县廷依据补正后的军功档案、证人证言及户籍佐证，判决“确认甲为公士爵级，限30日内完成1顷田、1处宅的划拨，由田官负责划定田界并登记入田籍”。
无独有偶，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的“覆（复审）”类文书中，也记载了一桩类似的“上造爵受田资格争议案”。当事人丙原为普通士兵，在“攻楚之战”中参与攻破敌城，按律应晋爵为上造（二级爵），受田2顷。但因其在战后负伤退伍，未及时办理军功申报手续，待其归家后向本地县廷申请授田时，县廷以“无战时即时申报记录”为由驳回。丙不服，向郡廷提起上诉，郡廷指令原县廷进行复审。复审过程中，司法官吏调取了丙所属部队的“战报记录”与“伤亡士兵名册”，战报明确记载“丙所在队列参与破城，战功属实”，伤亡名册则标注“丙因伤退伍，军功待报”，同时传召当时的队率丁作证，丁证实“丙确有战功，因重伤未及办理手续”。据此，郡廷裁定“县廷驳回理由不成立，丙应获上造爵，按律授田2顷”，并对原县廷负责军功核验的官吏处以“赀一盾”（罚缴一面盾牌）的处罚，理由是“未全面核查档案，草率处理军功授田申请”。
这类案例的共性在于，秦国司法机关将“军功档案”视为认定受田资格的核心证据，档案包括郡级存储的“军功簿”、部队上报的“战报”、士兵的“伤亡与军功待报名册”等，形成了从战场记录到郡级存档的完整链条。同时，户籍、证人证言等作为辅助证据，确保了军功认定的准确性。从判决结果来看，无论是补正档案后授予田宅，还是对失职官吏的处罚，都体现了秦国对军功爵者受田资格的严格保护，也彰显了“军功不虚报、授田不遗漏”的制度底线——这一底线直接关系到士兵作战的积极性，是耕战体系得以维系的关键司法保障。
二、田亩数量短缺案：实地丈量与层级复核的权益救济
在确认军功爵者的受田资格后，田亩数量是否足额、土地质量是否符合标准，成为引发司法纠纷的另一大焦点。秦国《军爵律》明确规定“爵级对应田亩数量固定，上造受田2顷，簪袅3顷，不更4顷，以此类推”，且“授田需优先选择土质肥沃、水源便利之地”。因此，当军功爵者认为受田数量不足、土地质量不达标时，可通过司法途径申请救济，而司法裁判的核心环节则是“实地丈量”与“层级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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