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奏谳书》（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中收录了一桩秦代“簪袅诉县廷授田不足”的判例，该案发生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虽属秦末案例，但完全遵循秦国司法程序。当事人为某县簪袅（三级爵）戊，按律应受田3顷，县廷实际划拨2.2顷，差额0.8顷，戊多次向县廷申诉无果后，直接赴郡廷起诉。
案卷记录显示，郡廷审理此案时采取了“三级核验”机制：首先，由郡廷派“都官”（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员）与县廷“田官”共同组成丈量组，携带“步尺”（丈量工具）赴戊的受田所在地，依据“方田法”（秦国土地丈量标准，1步=6尺，1亩=240平方步，1顷=100亩）进行实地丈量，确认实际受田面积为2.2顷，与戊的诉求一致，且所授田地中有0.3顷为“恶田”（土质贫瘠、易旱涝），不符合“优先授优田”的规定；其次，核验县廷的“田籍”与“授田文书”，发现县廷因“本地田亩紧张，将部分恶田充抵授田额度”，且未在授田文书中注明土地质量等级，属于“违规授田”；最后，传召县廷田官负责人己问话，己承认“因近期军功授田需求激增，优质田亩不足，遂以恶田充数，未按律上报郡廷”。
最终，郡廷依据《军爵律》“授田不足者，限期补足；以恶田充优田者，更换优质田并罚官吏赀二甲”的条款，作出判决：1. 县廷需在1个月内为戊补足0.8顷优质田，将原0.3顷恶田更换为等量优田；2. 对田官负责人己处以“赀二甲”（罚缴两副铠甲）的处罚；3. 责令县廷对近3年所有军功授田案例进行复核，发现类似问题立即整改。为确保判决执行，郡廷还指令“乡官”与“里典”（基层官吏）负责监督田亩划拨过程，并要求在完成后3日内将“新田籍”上报郡廷备案。
里耶秦简编号8-1103的简牍则记录了一桩“土地质量争议”案。当事人为公士庚，受田1顷后发现其中0.2顷田地“无水源灌溉，无法耕作”，向县廷申请更换。县廷受理后，先由田官对该地块进行“土质与水利核验”，确认“该田为‘旱田’，无天然水源，且无法引渠灌溉，不符合授田标准”；随后查阅“授田档案”，发现县廷在划拨时未标注“旱田”属性，属于“履职疏漏”。最终判决“县廷为庚更换0.2顷有水灌溉的良田，原旱田收归县廷公田，对负责授田划拨的小吏处以‘赀一甲’的处罚”。
这类案例反映出秦国对军功授田“数量足额、质量达标”的双重要求，司法机关通过“实地丈量+档案核验+官吏问责”的流程，为军功爵者的土地权益提供了刚性救济。值得注意的是，判决中不仅要求补足田亩、更换优质土地，还会对失职官吏进行处罚，这种“对事处理与对人问责”相结合的方式，有效遏制了基层官吏在授田过程中的违规操作，确保了军功授田制度在执行层面的公正性。
三、授田侵夺纠纷案：刑律惩戒与权益恢复的双重保障
军功爵者的授田一旦登记入籍，便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侵夺、盗窃、买卖军功授田的行为，都将面临严厉的刑律制裁。秦国司法实践中，这类“授田侵夺案”主要包括“平民侵夺军功田”“官吏违规侵占军功田”“军功爵者之间的田界纠纷”三类，司法裁判的核心原则是“全额返还侵夺田亩+从重处罚侵夺者”，以彰显对军功授田的特殊保护。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通过“律文注解+案例举例”的形式，记录了多桩“平民侵夺军功田”的司法处理方式。其中一例为：“士五（伍）乙盗耕公士丙的军功田3亩，如何论处？答曰：按‘盗田律’，盗耕军功田者，亩笞五十，过亩加一等，罪止耐为隶臣。乙盗耕3亩，笞一百五十，返还田亩并赔偿当季收成。”这一案例明确了“盗耕军功田”的量刑标准——相较于普通盗耕田“亩笞三十”的处罚，军功田的盗耕处罚幅度提升近一倍，体现了“军功田优于普通私田”的法律保护层级。
里耶秦简编号9-2288的简牍，记录了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某县“小吏侵夺上造军功田”的案件。当事人为上造辛，其受田2顷中的0.5顷，被本县负责田亩登记的小吏壬“以划错田界为由”侵占，用于自家耕作。辛多次向县廷申诉，壬凭借职权压制，辛遂通过“上计”（地方向中央汇报政绩的渠道）向郡廷举报。郡廷立即派“监御史”（中央监察官员）赴县调查，通过核对辛的“田籍”“军功爵证”与壬的“私田登记”，确认壬“故意挪动田界石，侵占军功田0.5顷”，且“多次收受辛的申诉材料却拒不处理”，属“渎职侵夺”。
依据《军爵律》“官吏侵夺军功爵者田宅，罪加一等，罢官流放”及《置吏律》“渎职压制申诉者，赀二甲并夺官”的条款，郡廷作出判决：1. 壬立即返还0.5顷军功田给辛，赔偿辛两年的田亩收成（共计粟20石）；2. 罢免壬的官职，流放至边郡戍边；3. 对县廷负责监督官吏的“丞”处以“赀一甲”的处罚，理由是“监管不力，纵容下属侵夺军功田”。为防止壬转移财产，郡廷还同步下达“封守令”，查封了壬的私田与宅舍，待其履行赔偿义务后才解除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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