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土地所有制从农民私有转变为集体所有，军人土地权益随之调整为“集体内优先保障”模式。1961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明确规定“军人家庭在集体土地分配、农具使用、粮食分配中享受优先待遇，现役军人视为集体成员参与分田，服役期间土地由集体统一代耕，收益归军属所有”。1965年《关于安置退伍军人的暂行办法》进一步细化，要求“退伍军人回农村的，生产队应保证其分得与当地农民同等数量和质量的土地，若集体调整土地，需优先保留军人家庭的承包份额”。这一阶段的保障模式虽受计划经济体制限制，权益内容较单一（主要聚焦耕地分配与代耕），但通过集体组织的行政强制力实现了“全员覆盖、稳定落地”。以上海郊区为例，1970-1978年间，当地公社共为800余名退役士兵分配土地，无一起因土地分配引发的纠纷，延续了秦国“以制度刚性保障权益”的逻辑，只是保障主体从“国家”转变为“集体”。
（三）改革开放后：市场化转型中的权益升级
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和市场经济发展，农村土地流转加快，军人土地权益面临“服役期间土地被收回、流转收益被侵占”等新问题，保障制度进入多元化、法治化升级阶段。1984年国务院颁布《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首次以法规形式提出“保护退伍军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随意收回或调整”，明确“士兵服役期间，承包地由家庭继续经营，集体不得因人口变动收回土地”，解决了农村改革后军人土地权益易受侵害的核心问题。1986年安徽凤阳发生全国首例军人土地权益维权案例：某村委会因士兵李某服役期间调整土地，以“李某户口迁出”为由收回其1.5亩承包地，分配给新增人口。李某退役后依据条例向县安置部门投诉，县安置部门联合农业局调查核实，责令村委会收回土地归还李某，并补偿其3年土地收益损失800元，该案成为制度落地的标志性案例，推动各地开展军人土地权益专项排查。
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后，军人土地权益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包括现役军人、退役士兵，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将宅基地权益纳入保障体系，规定“退役士兵回农村无宅基地的，可优先申请，宅基地面积可按当地标准上浮10%”。2001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突破城乡界限，允许“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在农村保留土地承包权，收益归个人所有；在城市落户的，承包地可依法流转，流转收益免征个人所得税”，实现了权益保障的城乡衔接。
2021年《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实施，标志着军人土地权益保障进入法治化成熟阶段。该法整合此前分散在各条例中的条款，形成“承包地保障、宅基地优先、流转收益保护、纠纷快速解决”的完整体系。例如明确“军人服现役期间，其家庭承包的土地交由他人代耕的，收益归该军人家庭所有；退役后选择回农村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其享有承包土地的权利，未分配过土地的，应当优先解决”“军属申请宅基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优先办理，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优先安排指标”。同时配套出台《军人土地权益保障实施指引》，细化军功等级与权益倾斜的对应标准，如荣立一等功以上的军人，宅基地面积可上浮20%，集体土地收益分红可多享受15%的份额，实现了对秦国“军功授田”制度的现代性升级，既保留“奖功”本质，又适配市场化时代的权益需求。
三、古今军人土地权益保障的核心差异与时代适配性
（一）权益基础：土地所有制的根本不同
秦国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国王拥有全国土地的所有权，军功授田本质是国家将土地使用权（而非所有权）授予军人，受田者仅享有占有、耕作、收益的权利，且权利具有“有限性”——若受田者违反军法、税法或逃亡，土地将被国家收回。睡虎地秦简《军爵律》记载“军爵者逃亡三月以上，田、宅没入县廷；欠缴赋税满一年，削其田三分之一”，可见秦国的土地授予是“有条件的权益让渡”，核心目的是通过土地绑定军人与国家的关系，强化国家控制力。
现代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军人享有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根据《民法典》《农村土地承包法》，这些权益受法律刚性保护，非因法定事由（如土地被依法征收、军人自愿退出）不得剥夺或限制。例如《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军人退役后，承包地应当归还，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即使军人在城市落户，仍可保留承包地或依法流转，权益稳定性远超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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