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证据核验。县司重点核查李通提交的《手实》及证人证言：① 李通未能提供祖业田契约，县司调取隋末至贞观年间高昌县田产登记档案，未发现“李进开垦争议地块”的记录，且其名下已有田产10亩，符合唐代“丁男受田百亩”（西州因土地紧张，实际授田为百亩之半）的标准，无额外授田或继承记录；② 其《手实》四至标注处有明显涂改痕迹，担保人签字为同一人笔迹，违反“自陈需本人签字、担保人需无亲属关系”的规定；③ 两名族人证人的证言前后矛盾，无法说明“未阻挠灌溉”的具体依据，县司依据《唐律疏议·诈伪律》“证人不言情者，减罪人罪二等”，对两名证人处以笞三十的处罚，倒逼其承认“曾受李通指使阻挠刘元灌溉”。
第三，律文适用。县司依据《唐律疏议·户婚律》“妄认盗卖公私田”条：“诸妄认公私田，若盗卖、盗买者，一亩以下笞五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赃重者，各加一等。”结合疏议解释：“妄认者，谓知非己田，妄称为己；盗卖者，谓私卖他人田产。二者虽异，其罪一也。” 认定李通“明知争议地块非己田，伪造继承事由妄认，且强耕收获”，构成“妄认私田”罪，侵占面积1亩，判笞五十；依据“盗耕人田”条疏议：“盗耕人田者，收获之物，皆还主；若致损失者，依所损轻重赔偿”，判令李通返还争议地块，赔偿当年收成粟2石及延误灌溉造成的减产损失粟1石；同时依据《唐律疏议·斗讼律》“诸斗殴伤人，及殴人致其田稼损失者，各以轻重论罪”，判令李通约束族人不得再滋扰，否则加重处罚。
4. 判决结果与执行
县司最终出具判词（原文节选翻译）：“审得：李通所执手实，无祖业传承凭证，四至涂改，担保人签字虚假，为不实之词；刘元口分田牒与县籍、乡府记录相符，北界界石确凿，证人证言一致。李通妄认刘元口分田一亩，强耕收获，纠集族人阻挠灌溉致损，已触犯《户婚律》‘妄认私田’及《斗讼律》‘殴人致田稼损失’条。判：一、李通于三日内返还侵占刘元口分田一亩，协同里正重新勘验界石，明确四至；二、李通赔偿刘元粟三石（含强收收成二石、减产损失一石），限五日内缴清，由乡农官监督给付；三、李通犯妄认私田罪，笞五十，于县狱执行；其指使族人滋扰，罚粟一石入官；四、李通虚假手实作废，县司存档，记录其不良行为，作为日后授田、评优依据；五、李通族人不得再干涉刘元田产事宜，违者笞四十。如不服本判，可于十五日内上诉西州府。”
案卷末尾附有执行记录：“麟德二年十月十五日，李通返还田产，协同里正重立界石；十月十六日，缴清赔偿粟四石（含罚粟一石）；十月十八日，笞刑执行完毕，李通及族人出具《不再滋扰保证书》，当事人均无异议，县司备案。”
5. 案例背后的礼法逻辑
本案的审理充分体现了唐代“礼法合一”的司法原则，尤其凸显了边疆地区“法律刚性与治理柔性”的结合：从国法层面，严格依据《户婚律》《斗讼律》的条文与疏议，以登记凭证、界石实物、证人证言为三重证据，量刑精准，既追究“妄认田产”的主罪，又惩处“滋扰生产”的衍生行为，彰显法律的全面约束；从礼治层面，判决既维护了刘元“勤垦守业”的合法权益，又通过处罚“妄认祖业、见利忘义”的行为，契合儒家“诚敬守信”“义利之辨”的伦理诉求，同时对李通“经营失利返乡”的处境未过度苛责，仅处以基础刑罚，体现“恤贫”的仁政理念；从边疆治理层面，县司通过明确土地权属、化解邻里矛盾，避免了族群冲突（西州多民族杂居，李通家族为汉人，刘元为汉化胡人），巩固了均田制在边疆的推行，契合“守边必先安农”的治国策略。
（二）敦煌S.6836《开元十年妄认官田案》：公田保护的特殊裁判规则
除私田纠纷外，唐代对官田（包括屯田、驿田、公廨田、职分田等）的保护更为严格，《唐律疏议·户婚律》明确“官田重于私田”的量刑原则，即侵犯官田的行为，量刑较侵犯私田加重一等，且“盗耕官田所得，皆没入官，不得折抵赔偿”。敦煌作为唐代河西走廊的军事与屯田中心，官田（尤其是屯田）占比极高，直接关系到军粮供应与边疆稳定，敦煌S.6836号案卷记录的“开元十年妄认官田案”，清晰呈现了这一特殊规则的实践应用，同时反映了官田管理中的“闲置处置”问题。
1. 案件核心事实
被告：敦煌县慈惠乡百姓王怀，年四十，丁男，原为屯田兵，退伍后未获授田，靠租种他人永业田维生；
涉案标的：敦煌县西屯田区的2亩官田（编号：开元十年西屯第15号），该地块原为屯田兵耕种，因开元八年河西走廊旱灾，土地龟裂，闲置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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