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一是推进确权登记全覆盖，重点解决农村集体土地、宅基地、承包地等领域的确权遗留问题。可借鉴唐代“手实自报+基层核查”的模式，结合现代测绘技术，对农村土地进行全面勘测，明确每一块土地的权属主体、面积、四至及用途，建立“图、表、册”三位一体的权属档案，确保土地产权“一物一权、权界清晰”；对城市老旧小区，应加快推进不动产首次登记与变更登记，明确专有部分与共有部分的产权边界，化解历史遗留的登记难题。二是细化登记内容，在登记中明确土地的用途、性质、权利限制（如抵押、查封）等信息，如同唐代手实中记载土质等级与赋税标准一般，使产权信息更加全面、精准。例如，在农村土地登记中，可增加土地流转情况、承包期限、地力等级等信息；在城市不动产登记中，明确配套设施的产权归属、物业服务用房的权利边界等，为产权交易与纠纷解决提供完整依据。三是强化登记审核监督，建立“基层核查—部门审核—上级复核”的多级核验机制，引入第三方测绘机构参与权属核查，防范虚假登记、错误登记等问题；同时，建立登记信息交叉验证机制，实现不动产登记系统与税务、规划、农业农村等部门的数据共享，确保登记信息的真实性与权威性。四是完善权属凭证管理，推广电子不动产权证书，建立全国统一的权属凭证查询系统，实现产权信息“一网通查”，提升产权信息的透明度与便捷性。可借鉴唐代“田契+公验”的双重凭证模式，将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并行，同时建立凭证防伪溯源机制，利用区块链技术确保权属凭证的不可篡改，让权利人能够快速核实产权状况，为纠纷预防与解决提供坚实支撑。
清晰的产权边界不仅能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还能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唐代的实践证明，只有让权利人对产权边界有明确认知，让交易双方能够便捷核实产权信息，才能形成稳定的产权预期，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一智慧对当代产权保护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城市更新等领域，明确的产权边界更是推动改革顺利推进、保障各方权益的核心前提。
（二）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的平衡，实现多元价值的统一
唐代土地所有权界定中“国家管控与私人权益平衡”的实践，为当代处理“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产权保护既要维护私人合法权益，又不能忽视公共利益，需在二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唐代通过“官田优于私田”的量刑差异与“有限处分”的交易规则，兼顾了国家利益与私人权益，虽带有等级社会的历史局限，但其“兼顾多元利益”的治理思路值得借鉴。当代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的冲突日益凸显，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土地征收、环境保护中的产权限制、城市更新中的拆迁安置等场景，如何平衡二者关系，避免“公共利益滥用”或“私人权益过度扩张”，成为产权保护的重要课题。例如，部分地区在征地过程中存在“公共利益泛化”倾向，将商业开发项目纳入公益征收范围，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反之，也有少数权利人以“产权保护”为由，阻碍防洪、交通等重大公益项目建设，影响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借鉴唐代智慧，当代应建立“公共利益法定化、私人权益保障化、利益平衡机制化”的制度体系，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
其一，明确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与范围，通过立法列举公共利益的具体情形，如国防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环境保护等，同时设立“负面清单”，明确商业开发等不属于公共利益的情形，严禁以“公共利益”为名滥用权力侵害私人产权。可借鉴唐代“官田保护优先”的立法逻辑，但摒弃等级色彩，将“公共利益优先”限定在法定范围与法定程序内，确保公共利益的认定具有明确性与可操作性。其二，完善公益征收、征用的程序与补偿机制，如同唐代“有限处分”的交易规则一般，为公共利益对私人产权的限制设定严格的程序要件。例如，在征地过程中，严格执行“公告—听证—评估—补偿”的流程，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补偿标准应遵循“公平合理、足额及时”的原则，不仅包括土地本身的价值补偿，还应涵盖搬迁安置、就业扶持、社会保障等综合补偿，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如唐代对“徙宽乡卖口分田”的农户，会在新居住地重新分配土地，这种“权责对等”的补偿逻辑，对当代公益征收补偿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三，建立利益冲突协调机制，对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的冲突，通过听证、调解、仲裁等方式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寻求共赢方案，避免“非此即彼”的极端化处理。例如，在环境保护与产权利用的冲突中，可采用“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等创新模式，既保障生态保护这一公共利益，又通过经济补偿维护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城市更新项目中，可推行“留改拆并举”模式，尊重居民的产权意愿，通过协商确定改造方案与补偿标准，实现城市发展与私人权益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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