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户诉求的“代言人”与“反馈者”
作为常年扎根乡土、与民众朝夕相处的治理主体，乡官最清楚基层的实际情况、民众的真实诉求，以及政策执行中存在的偏差，其“下情上达”的反馈职能，是联动机制实现动态调整、优化治理的关键所在。乡官通过日常田间巡查、入户走访、邻里闲谈等方式，收集民众对赋税轻重、徭役松紧、政策适配性等方面的意见，梳理汇总后及时上报县府，为上级调整政令提供精准依据，搭建起民众诉求与官方治理的沟通桥梁。
贞观年间，河南某乡推行均田制分配时，因初期按“先富后贫”顺序分田，导致富户抢占肥沃良田，贫农仅分到贫瘠薄田，民户抱怨不止，甚至出现抵触登记的情况。里正察觉问题后，逐户记录田亩质量差异及民户诉求，上报乡正；乡正实地核查确认后，立即向县府提交调整申请，建议按“肥瘦搭配、贫富均等”原则重新分配。县府采纳建议后，乡官全程参与重新勘定分配，最终化解民户不满，均田制得以顺利推行。这种“民户诉求收集—乡官梳理反馈—县府调整政令—政策优化落地”的闭环，让联动机制具备了一定的自我纠错能力，也让治理举措更贴合基层实际。
《旧唐书·循吏传》中记载：“乡官每岁巡行乡里，察民疾苦，悉以上闻，县府据之调整政令”，正是对乡官反馈职能的生动印证。乡官的“代言人”角色，既让民众的合理诉求得到有效传递，减少官民信息错位，也让国家政策能够根据基层实际灵活调整，提升联动机制的治理适配性与民众认可度，进一步凝聚基层治理共识。
二、乡官群体的现实局限：联动机制的“短板所在”与“矛盾焦点”
尽管乡官群体是唐代乡里治理联动机制的核心支撑，但受封建时代的制度局限、治理体系的设计缺陷，以及基层治理环境的复杂影响，乡官群体的履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成为制约联动机制效能的关键短板，甚至引发官民矛盾，成为机制运行的矛盾焦点。
（一）选拔机制缺陷导致素质参差不齐
唐代乡官的选拔缺乏全国统一的标准与规范流程，主要由县府官员根据本地情况，结合“乡望声望、德行口碑、处事能力”等模糊指标任命，部分偏远地区还存在“父死子继”的世袭现象，或依托宗族势力举荐任职，选拔的随意性较大，直接导致乡官群体素质良莠不齐，能力、品行差异悬殊，严重影响联动机制的执行质量。
从选拔来源来看，乡官群体构成复杂，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本地士绅地主或读书人，这类乡官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熟悉乡土人情与治理规则，经济实力较强，无需依赖职权谋利，部分人能秉持公正履职，推动基层治理有序开展，但也有不少人侧重维护自身及宗族利益，在政策执行中偏向富户；二是退伍军人或地方闲散人员，这类乡官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执行力较强，面对治安维护、徭役征发等事务能快速推进，但文化水平较低，不熟悉律法规则，处理纠纷时易简单粗暴；三是无赖游民或仕途失意者，这类人缺乏责任意识与治理能力，任职后多借助职权谋取私利，欺压普通民众，成为基层治理的“害群之马”。
武则天长寿年间，河东某县一乡官由当地大地主之子担任，此人自幼读书，熟悉政令规则，却贪念极重，在赋税征收中以“粮食晾晒损耗”“运输补贴”为由，向民户额外摊派三成赋税，截留钱款购置田产，不到两年便新增田亩百亩，而当地贫农因额外负担过重，十余家被迫弃田流亡；相邻另一乡的乡官是退伍老兵，为人正直忠厚，遇事优先考虑民众利益，却因不懂律法，处理两户人家的土地纠纷时，未核查田契凭证便“各打五十大板”，判定双方均有过错，导致受损一方不满，多次到县府申诉，引发基层秩序动荡。乡官素质的差异，直接造成联动机制执行效果的两极分化：素质过硬者能顺畅衔接县府与民众，激活治理联动链条；素质低下者则扭曲政策执行、破坏官民信任，导致联动机制断裂失灵。
这种选拔缺陷带来的问题，与当代部分地区基层干部选拔中存在的“重关系轻能力”“重学历轻实绩”问题有相似之处——部分基层干部因选拔标准模糊、考察不深入，缺乏群众工作经验与实际治理能力，面对政策执行、纠纷调解等工作力不从心，导致政策落地走样、民众诉求无法回应，本质都是“人岗不适”的治理困境。唐代的实践教训启示我们，基层干部选拔必须建立清晰统一的标准，兼顾品德修养、治理能力与基层经验，通过公开招考、实地考察、群众评议等多元方式择优录取，从源头保障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
（二）权力边界模糊引发“越权”与“不作为”
唐代虽对乡官职责有大致界定，但未明确其权力范围与履职边界，也缺乏配套的监督约束机制，导致乡官在履职中常陷入“权责失衡”的困境，要么越权行事滥用职权，要么推诿敷衍不作为，严重扰乱联动机制的运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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