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方案落地后，两村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东村闲置耕地被充分利用，果树培育成效显着，次年便实现挂果，亩均收益较此前种植粮食提升两倍；西村农户耕种平坦耕地，耕种效率提升三成，粮食产量较往年增加四成，收益大幅提升。农忙时节的劳动力互助，解决了东村劳动力短缺、西村劳动力闲置的问题，降低了耕种成本；产销协同则避免了农产品滞销、压价的风险，保障了农户收益。此后，两村又进一步扩大协作范围，联合修建灌溉水渠，共同购置农耕器械，协作愈发深入，成为乡内耕地协同治理的典范，带动周边村落也纷纷开展跨村耕地协作，提升了整个乡的农业生产水平。
类似的耕地跨域协作，在唐代边疆地区也有体现。武则天时期，河西道凉州某乡（今甘肃武威周边）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聚居地，汉族农户擅长耕种，少数民族农户擅长畜牧，乡官结合双方生产优势，推动跨民族村落的耕牧协作：汉族农户为少数民族农户提供耕种技术指导，协助开垦耕地种植饲料；少数民族农户为汉族农户提供优良畜牧品种，传授畜牧管护技巧，协助发展畜禽养殖；双方相互交换粮食、饲料、畜禽产品，实现耕牧互补、互利共赢，既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益，又促进了民族交融，维护了边疆基层稳定。
唐代跨村耕地协作的实践内核，在于精准匹配不同村落的资源禀赋，通过统筹调配、互助协作、共享共赢，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强化了村落间的协作关系，这一经验对当代基层跨村产业协作、资源整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治安联防：跨村联动与隐患共治的安宁保障
唐代乡里社会治安维护同样离不开跨域协同，单个村落的治安防控能力有限，难以应对盗窃、匪患、流民侵扰等跨区域治安问题，为此，唐代构建了跨村治安联防机制，以乡级为统筹、村社为单元、农户为基础，形成“信息互通、力量联动、隐患共治”的治安防控体系，保障乡里安宁。
唐玄宗开元年间，淮南道扬州某乡（今江苏扬州周边）因临近交通要道，流动人口多，盗窃案件频发，且盗贼多跨村作案，得手后迅速逃窜至其他村落，单个村落难以抓捕，导致盗贼愈发猖獗，影响农户生活安宁。乡官孙明得知后，牵头构建跨村治安联防体系：一是建立治安信息互通机制，各村设置治安信息员，由村干部或威望较高的农户担任，每日排查村内治安隐患，发现盗窃线索、可疑人员立即通报乡官及周边村落，实现信息实时共享，避免盗贼跨村逃窜隐匿；二是组建跨村联防队伍，由各村抽调青壮年农户组成，每村5-10人，乡官定期组织联防队伍开展治安巡逻、抓捕技巧培训，配备木棍、绳索等简易防控器械，农闲时节每日开展跨村联合巡逻，农忙时节则分时段、分区域巡逻，重点防控耕地、农户宅院、物资存放点等关键区域；三是制定联防处置流程，遇盗窃、匪患等治安事件，事发村立即通报乡官及周边村落，联防队伍快速集结，按预设路线围堵抓捕，乡官协调县府捕快协助处置重大治安事件；四是开展农户联防互助，引导各村农户相互照应，夜间实行“邻里守望”，发现异常及时提醒，农户外出时相互托付照看宅院，减少盗窃案件发生。
治安联防机制推行后，该乡盗窃案件大幅减少，仅半年时间，盗窃案发率下降七成，盗贼基本被肃清。一次，某盗贼在东村盗窃农户财物后逃窜至西村，东村治安信息员立即通报，西村联防队伍迅速布控，联合东村联防队伍将盗贼抓获，及时追回被盗财物，彰显了跨村联防的治理效能。除了盗窃防控，跨村治安联防还有效应对了匪患侵扰。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部分流寇窜至该乡作乱，乡官孙明立即启动跨村联防应急响应，集结全乡联防队伍，依托村落地形设伏，配合县府军队成功击退流寇，保护了农户生命财产安全。
唐代跨村治安联防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村落治安防控的地域壁垒，通过信息互通实现精准防控，通过力量联动提升处置能力，通过全民参与构建群防群治格局，有效化解了跨区域治安隐患，保障了基层社会稳定，这一治理模式对当代基层跨村治安联防、平安建设仍具重要的实践意义。
三、当代跨村联动对唐代跨域协同经验的转化与实践
当代基层治理中，跨村联动的需求与唐代相比更为多元，涵盖水利共治、产业协同、生态保护、应急处置、治安联防、公共服务共享等多个领域，面临的治理环境也更为复杂，但唐代跨域协同的治理逻辑——“乡级统筹、规则共建、责任共担、互助共赢”，仍具备极强的适配性。各地基层在跨村联动实践中，立足当代治理需求，对唐代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案例，既破解了实际治理难题，又彰显了历史经验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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