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乡里治理联动机制之所以能高效运转，离不开完善的保障体系支撑——从中央对地方的权责界定、治理资源的精准调配，到治理主体的能力培育、治理成效的考核反馈，形成了环环相扣的保障闭环，为治理举措落地提供了坚实依托。当代基层治理在承接唐代治理智慧、推进转化实践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破解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权责失衡、资源不足、能力短板、考核僵化等现实难题，确保唐代治理经验的转化落地既符合历史逻辑，又适配现实需求，真正实现“古为今用”的治理价值。
一、权责边界保障：厘清层级关系，夯实治理基础
唐代乡里治理的高效运转，首要前提是清晰的权责划分——中央定总纲、州县掌统筹、乡里抓落实，各级治理主体权责明确、各司其职，既无越权干预之扰，亦无推诿塞责之弊。《唐六典》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乡置耆老一人；里置里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明确了乡里的核心权责的同时，也划定了州县对乡里的指导权限，即“州县统辖乡里，督查治理成效，不干预日常事务”，这种层级清晰的权责界定，避免了治理过程中的权责交叉与责任空转。反观当代基层治理，“权责不对等”是突出痛点：基层政权既要承接上级数十个部门下达的各项任务，涵盖民生服务、综治维稳、环境整治等诸多领域，又缺乏足够的决策权限与资源支撑，“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困境，导致基层治理负荷过重、效率受限，甚至出现“有责无权、有心无力”的治理僵局，既影响治理成效，也挫伤基层治理主体的积极性。
立足唐代权责界定的经验，构建当代基层治理的权责边界保障体系，核心是“厘清层级权责、实现权责对等”，从制度层面破解层级治理中的权责失衡问题。首先，需以法治化方式明确各级治理主体的权责范围，制定基层治理权责清单。借鉴唐代“中央定纲、州县统筹、乡里实操”的层级逻辑，以地方立法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明确省级层面负责统筹规划基层治理整体方向、制定配套政策；市级层面聚焦政策落地衔接、跨区域治理协调；县级层面承担直接指导、资源调配、考核监督等核心职责；乡镇（街道）作为基层治理核心执行主体，负责具体治理举措的落地实施、辖区内矛盾化解、民生服务供给等；村（社区）则侧重邻里互助、民情收集、政策传达等基础性工作。清单需明确各级主体“必须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尤其要细化上级部门对基层的指导权限，严禁随意向基层摊派超出其权责范围的任务，杜绝“责任下移、权力上收”的不合理现象，让基层治理主体轻装上阵。
其次，建立权责动态调整机制，适配治理需求变化。唐代的权责界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根据社会形势调整，如战乱过后人口流动频繁，朝廷便临时赋予乡里更多人口核查与安置的权责，待社会稳定后再回归常态。当代基层治理面临的场景复杂多变，人口结构、治理需求、社会矛盾等均处于动态变化中，权责清单也需随之调整。可建立年度权责评估机制，由县级以上政府牵头，联合基层治理主体、群众代表、专家学者等，对各级治理主体的权责运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结合治理实践中的新问题、新需求，及时优化权责划分——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可适当扩大乡镇（街道）在产业发展规划、乡村建设统筹中的决策权限；在城市社区治理中，赋予社区更多公共服务资源调配的自主权，确保权责划分始终与治理实践相适配。
最后，完善权责监督与问责机制，确保权责落地见效。唐代通过“考课制度”监督乡里权责履行，若里正未按规定完成户口核查、赋役催缴等职责，会依据《唐律疏议》处以相应惩处，如“里正不觉脱漏户口者，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严苛的问责机制倒逼治理主体履职尽责。当代基层治理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权责监督体系，整合上级督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力量，对各级治理主体的权责履行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督。同时，明确问责标准与流程，对权责履行不到位、推诿塞责、越权行政等行为，依规依纪严肃问责；对因权责界定不清导致的治理失误，倒查上级部门责任，避免“问责只问基层”的不合理现象，通过严监督、强问责，倒逼各级治理主体守好权责边界、切实履职尽责。
二、资源供给保障：精准调配资源，破解治理瓶颈
唐代乡里治理的有效推进，离不开充足的治理资源支撑，朝廷通过“资源下沉、精准调配”的方式，为乡里治理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确保治理举措落地有声。人力方面，除明确耆老、里正等专职治理人员的配置外，还根据治理需求整合乡里闲散劳动力、乡绅乡贤等力量，形成多元人力支撑；物力方面，朝廷会向乡里拨付必要的治理物资，如用于户籍登记的笔墨纸砚、用于治安防控的器械、用于农桑指导的农具种子等，保障日常治理与应急处置需求；财力方面，通过“租庸调制”中的合理留成，给予乡里一定的财政自主权，用于修缮乡里公共设施、补贴治理人员、救助困难民众等。这种“按需供给、精准下沉”的资源保障模式，让乡里具备了推进治理工作的基础条件，为联动机制运转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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