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流动加剧的背景下，乡村“空心化”与城市社区“陌生人化”进一步加剧了治理力量薄弱的问题。乡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导致传统乡土治理力量（如宗族、乡贤、青壮年村民）流失，某乡村因青壮年外出务工，仅剩老人儿童，村两委仅3名干部，既要负责村务管理、政策落实，又要照顾留守老人儿童的生活起居、安全保障，还要应对各类考核检查，常常分身乏术 ；城市社区则因人口流动频繁、邻里互动减少，形成“陌生人社会”，邻里互助、社区认同弱化，某城市社区居民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平时互不往来，社区组织公益活动时响应者寥寥，遇到邻里矛盾时无人调解，基层治理陷入“政府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 。
（四）数字化转型失衡：技术赋能与“数字鸿沟”并存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治理”成为当代基层治理的重要趋势，但在转型过程中，部分地区出现“重技术、轻人文”“重效率、轻公平”的失衡现象，背离了唐代乡里治理“便民利民”的核心逻辑。部分地区过度依赖数字化平台，将所有治理工作都搬到线上，如某城市社区推行“线上办事平台”“智能门禁系统”“线上投票”等数字化治理手段，要求居民必须线上预约才能办理养老认证、社保缴费等业务，导致多位老年居民因不会操作智能手机而无法按时办理业务，引发群众不满 ；部分数字化平台功能繁琐、操作复杂，界面设计不符合基层干部与群众的使用习惯，某乡镇搭建的“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包含10余个模块、50余项功能，基层干部需要花费数小时培训才能初步掌握，且数据录入流程繁琐，反而降低了治理效率 。
“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老年群体、偏远地区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群体等“数字弱势群体”被边缘化。据统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超过40%，偏远地区农村群众的数字技能水平也普遍较低。某偏远乡村因网络信号弱、群众数字技能不足，县级政府推出的“线上政务服务平台”在当地几乎无人使用，群众办事仍需往返县城，往返路程耗时3小时以上 ；此外，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数字化平台之间存在“信息孤岛”，如公安、民政、卫健、社保等部门的数字化平台数据不互通，基层干部需要重复录入数据，群众办事需要重复提交材料，“数据多跑路”未能真正实现 。这种数字化转型的失衡，不仅未能提升治理效能，反而加剧了治理不公，损害了群众的获得感。
三、历史智慧的当代转化：基层治理的底气与路径
唐代乡里治理智慧并非僵化的历史模板，而是能够根据时代发展、社会变迁进行灵活转化的治理逻辑。将这份历史智慧转化为当代基层治理的实际成效，需要立足新时代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在传承中创新、在借鉴中发展，构建起“层级协同、务实为民、多元共治、数字赋能”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让历史智慧成为当代基层治理行稳致远的坚实底气。
（一）传承“层级顺、权责明”智慧，构建协同高效的治理体系
针对当代基层治理层级衔接不畅、权责模糊、资源失衡的问题，可借鉴唐代“县—乡—里—村”的层级协同逻辑，进一步理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的权责关系，构建“权责对等、上下协同、运转高效、资源匹配”的治理体系。
在权责划分上，建立“权责清单制度”，明确各级治理单元的核心职责与权力边界：县级政府聚焦政策制定、资源统筹、监督考核，将具体事务性、服务性职能下放至乡镇（街道），不得随意将县级责任转嫁至基层 ；乡镇（街道）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负责政策落地、矛盾化解、资源整合，赋予其相应的人事管理权、财政支配权、事务协调权、执法权，如浙江某县制定《乡镇（街道）权责清单》，明确县级下放32项权力（包括部分行政执法权、财政支配权）、保留18项县级核心职责，乡镇可自主调配30%的财政资金，有效解决了“权小责大”问题 ；村（社区）作为最基层的治理单元，聚焦民生服务、邻里调解、社区治理、群众动员，减少不必要的考核指标与行政负担，如某省开展“基层减负专项行动”，取消村（社区）承担的43项不必要考核指标，让基层干部能够集中精力服务群众 。同时，将各级治理单元的职责、权力、义务以清单形式明确下来，公开公示，接受群众监督，杜绝推诿扯皮、权责倒挂现象。
在资源配置上，建立“权责与资源匹配”机制，确保基层“有权办事、有能办事”。加大对乡镇（街道）、村（社区）的财政投入，如某省规定县级财政向乡镇（街道）倾斜，乡镇（街道）财政收入留存比例不低于60%，村（社区）办公经费、干部待遇纳入县级财政保障 ；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通过“公开招录、定向培养、待遇提升、晋升激励”等方式，吸引年轻人才加入基层干部队伍，如广东某地级市面向高校毕业生招录“基层治理专干”，给予事业编制待遇，缓解基层人员短缺问题 ；优化基层办公条件，为乡镇（街道）、村（社区）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执法工具、服务设施，提升基层治理的硬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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