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辅助层：学师与账目的“功能支撑”
乡约组织中还设有“学师”与“账目”两个辅助职务，分别承担“教化”与“财务”功能，体现了“以教促治”“财务公开”的治理理念。
学师的职责是“讲解乡约条文、传授礼义知识、教化乡众”，其任职资格为“通经史、明礼义”，通常由当地的秀才、退休官员或饱学乡绅担任。《吕大钧行状》记载，吕氏乡约初立时，学师由吕大临（吕氏兄弟中最具学术造诣者，为“关学”代表人物）兼任，他每月在乡约聚会时讲解《论语》《孟子》中的伦理思想，结合乡约条文阐释“孝悌、忠信、勤俭”的重要性。后来吕大临入朝为官，乡约便聘请当地秀才王彦充任学师，王彦“虽未科举及第，却博览群书，尤擅讲解民间礼俗”，他将乡约条文与乡村日常生活相结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乡人传授行为准则，极大地提升了乡约的教化效果。学师的设置，将“教育”融入基层治理，使乡约不仅是一套行为规范，更是一种文化传承载体，这与宋代“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相呼应，也体现了士大夫“化民成俗”的治理追求。
账目一职负责管理乡约的公共财物，包括乡众缴纳的“约费”、捐赠的钱物、奖惩所用的物资等。乡约规定，约费“按户缴纳，量力而行，贫者可免”，主要用于聚会时的酒食、奖惩物资、乡村公共设施修缮等。账目需每月在聚会中公开收支情况，接受乡众核查，“若有账目不清、贪污挪用者，立即逐出乡约，并追回财物”。蓝田县出土的宋代“乡约财务账册”残片显示，某一年乡约的收入包括“约费钱五十贯、吕仲仁捐赠米十石、张彦明捐赠布五匹”，支出包括“聚会酒食钱十五贯、善行者奖励米三石、修缮祠堂钱二十贯”，账目记录详细到每一笔收支的时间、金额、经手人，体现了“财务公开、民主监督”的治理原则。
二、议事流程：民主协商的“乡村决策机制”
《吕氏乡约》构建了一套“提议—讨论—表决—执行”的完整议事流程，其核心原则是“民主协商、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流程设计既尊重了乡众的意愿，又确保了决策的效率与可行性，成为乡约能够落地生根的关键所在。与国家司法程序的繁琐、官僚决策的专断不同，乡约的议事流程更为灵活、务实，更能适应乡村社会“人情至上、情理兼顾”的运行逻辑。
（一）议事频率与地点：固定聚会与临时召集相结合
乡约的议事分为“常规聚会”与“临时聚会”两类。常规聚会每月一次，“择闲日举行，通常为每月十五或廿五”，主要议题包括：通报本月乡人的善恶行为、讨论乡村公共事务（如道路修缮、水利建设、互助救济等）、执行奖惩、讲解乡约条文等。临时聚会则在“遇紧急事务时”召集，如发生重大邻里纠纷、自然灾害、盗窃事件等，由约正或三位以上乡约成员提议即可召开。
聚会地点通常设在乡村的祠堂、寺庙或专门的“议事堂”，蓝田吕氏遗址中发现的“议事堂”，面积约20平方米，堂内设有石案、石凳，中央摆放着一尊孔子像，两侧墙壁上刻有《吕氏乡约》条文，堂外还有一口水井、一排储物房，推测为聚会时众人议事、宴饮、存放物资所用。遗址中出土的陶碗、酒杯等器物，进一步印证了聚会不仅是议事场所，也是乡众社交、凝聚情感的空间——聚会时，乡约成员会共享酒食，在轻松的氛围中讨论事务，这种“议事+社交”的模式，极大地增强了乡约的凝聚力。
（二）议事流程：从提议到执行的全链条规范
乡约的议事流程虽无成文的“议事规则”，但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固定范式，可分为四个环节：
第一步是“议题提议”。任何乡约成员均可提出议题，议题范围包括乡村公共事务、邻里纠纷、乡约条文的修改等。提议需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约正或直月提出，直月负责记录议题，在聚会前三天向全体乡约成员通报，确保众人有足够时间思考。宁波天一阁藏《乡约聚会记录》记载，南宋隆兴年间（1163-1164年），浙江余姚某乡约的一次聚会上，乡农李阿三提出“修缮村内灌溉水渠”的议题，理由是“水渠年久失修，今年干旱导致部分农田缺水”，这一提议经直月记录后，在聚会前通报给全体成员，最终成为本次聚会的核心议题。
第二步是“公开讨论”。聚会时，先由提议人阐述议题的背景、理由与解决方案，然后众人各抒己见，自由讨论。讨论过程中，约正负责维持秩序，确保“人人有发言权，不得打断他人讲话，不得恶语相向”。这种讨论并非无意义的争论，而是“情理兼顾”的协商——既考虑实际利益，又兼顾民间伦理。例如，在讨论“修缮灌溉水渠”议题时，有人提出“按受益农田面积分摊费用”，有人认为“应照顾贫农，允许其以劳力抵偿费用”，还有人建议“向富户募捐部分资金”，众人经过充分讨论，最终形成了“费用分摊+劳力抵偿+富户募捐”的综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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