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二年，江阴祝塘镇的赵某就撞了枪口。他偷偷开赌场，约正先让他关场子、交罚谷，赵某表面答应，背地里接着干。约正二话不说报了官，县官按律判他徒三年，把赌场里的桌椅钱财全没收，这事让江阴的赌风消停了好一阵子。
有意思的是，不光乡约抄律例，律例也会“抄”乡约。清代乡村里流行“宗族调解”，本来是乡约里的规矩——谁家闹矛盾，先找族长、约正说和，别动不动就告官。雍正修律时，直接把这规矩写进《大清律例·刑律·诉讼》：“除了叛逆、杀人、强盗这些重罪，剩下的户婚、田土、斗殴小事，必须先让乡约、族长调解，调解不成才能告官；要是敢直接告官，先打四十板子！”
江西吉安府的张某就吃了这亏。他和邻居争宅基地，没找乡约和族长，直接跑县衙告状。县官先按律打了他四十板子，再把案子转回乡约，让双方族长一起调解。最后两人商量着“各退三尺，留条通道”，既解决了矛盾，又保住了邻里情面，这事后来成了吉安府各乡约宣讲的“正面教材”。
地方官还会给律例加“乡约注释”，让冰冷的条文沾点乡土气。乾隆朝江西巡抚陈宏谋在《培远堂偶存稿》里，给《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写注解时说：“律里说嫁娶得由祖父母、父母做主，乡约里也说婚姻大事得禀明尊长，律管对错，乡约管情理，情理通了，对错才好判。”他还结合江西的乡约补充：“就算没祖父母、父母反对，男女私定终身也得让族长、约正见证，立婚书；不然乡约能出面拦着，实在不行就报官！”
赣州府的刘某和谢氏就差点栽在这。两人私定终身，没告诉家长，也没找约正见证，约正上门劝他们先禀明父母，刘某不听。约正报官后，县官按律让他们暂缓成婚，等双方家长点头、补了婚书，才让他们拜堂。这种“律例+乡约”的注解，让国法落地时少了很多磕绊。
（二）组织嵌入：乡约成了官府的“延伸手臂”
清代的乡约组织，再也不是明代那种“乡民自选、自己玩”的松散团体，而是被拧进了地方行政的“齿轮”里。《大清会典事例》明明白白写着：约正、值月得由州县官挑，要选那些老成、在乡里有威望的人，官府给发牌照才算数；他们得每月宣讲《圣谕广训》和律例，调解邻里纠纷，看见不法的事要举报，州县官还得定期考核——干得差的直接换掉，干得好的给匾额、赏银子！
直隶正定府获鹿县的约正李某就是榜样。他每月初一十五准时组织宣讲，一年调解了三十多起纠纷，没一起闹到县衙。正定知县把他的事迹报给知府，最后李某得了块“宣化乡闾”的匾额，还拿了二十两赏银，名字也写进了《正定府志》。这下，各地约正都卯足了劲干活，没人敢敷衍。
乡约还成了地方官的“考核KPI”。要是哪个州县的乡约制度完善，纠纷少，宣讲勤，地方官考核就能评“优”，升官也快；要是乡约废弛，宣讲没人听，考核就评“劣”，别说升官，不被降职就不错了。在这种压力下，地方官都把乡约当回事，有的甚至亲自下场折腾。
乾隆朝直隶总督方观承就搞了个“直隶乡约套餐”：让各州县每乡设一个乡约所，优先选在集市或宗祠旁边，他亲自选约正，每年春秋两季还亲自去督查宣讲；他怕乡民听不懂律例，还写了本《宣讲要语》，把“偷盗满一百二十两绞监候”译成“偷东西值够一百二十两，等着砍头就行”，把“斗殴伤人杖八十”译成“打架打伤了人，最少打八十板子，打残了罪更重”。
乾隆二十八年，他巡查到保定府清苑县，发现约正照着律例原文念，乡民听得直打盹。方观承当场让知县重写宣讲稿，还亲自示范怎么用大白话讲“贼盗律”：“别以为藏个小偷没事，律里写着呢，藏小偷的打一百板子，流三千里，要是帮着小偷躲，下场一样！”清苑县的乡民听完，再也没人敢窝藏盗贼了。
乡约还和保甲、里甲绑在一起，凑成了“三位一体”的治理网：里甲管户籍、收赋税，保甲管治安、抓盗贼，乡约管教化、调纠纷，仨人互相搭手，没漏洞。《大清律例·刑律·贼盗》里写：“要是出了盗贼，保甲长得立马报官，同时告诉乡约，让乡约喊乡民锁门防着，一起抓贼。”乡约则天天讲窝藏盗贼的后果，从根上断了乡民包庇盗贼的心思。
嘉庆年间山东曹州府菏泽县的盗贼案就见了效。一伙盗贼抢了乡民的东西，保甲长赶紧通知约正，约正连夜让乡民把村口堵上，又在乡约所喊“藏盗贼的流三千里”，乡民们都怕惹事，主动盯着。有个老农看见盗贼躲在村外破庙里，立马告诉约正，最后乡民们一起把盗贼捆了送官，全按律砍了头。这事传开后，菏泽县的盗贼都绕着走。
（三）执行联动：乡约惩戒和国法“搭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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