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乡约的惩戒，再也不是宋代那种“罚杯酒、赶出乡约”的轻描淡写，而是和国家刑罚接上了轨：小事乡约管，大事交官府，像爬梯子一样，一步一步来。
乡约的惩戒分三等：最轻的是“口头训诫”，把犯错的人叫到乡约所，当着大伙的面骂一顿；重点的是“罚谷”，让犯错的人交几石谷充作乡约经费；最重的是“革除约籍”，把人赶出乡约，让他在乡里抬不起头。这些都只管那些没触犯律例的小事，比如子弟顶撞父母、邻里拌嘴占小便宜。
道光年间湖南长沙府宁乡县的刘某就挨了这一套。他不光顶撞母亲，还不赡养，族长告诉约正后，约正把他叫到乡约所训了一顿，刘某当面认错，回家照样骂娘。约正又罚他五石谷，他还是不改，甚至动手打了母亲。约正没法子，只能报官，县官按《大清律例·刑律·斗殴》判他杖六十，还逼着他每月给母亲送三斗米，每月宣讲时都得站在台下检讨，直到乡民们说他改好了才算完。
要是犯的事触了律例，乡约就成了官府的“眼睛”和“手”。《大清律例·刑律·人命》写着：“故意杀人的斩立决，过失杀人的杖一百、流三千里；乡约、保甲要是知道有命案不报，打八十板子。”乡村里出了命案，约正、值月往往是第一个知道的——他们天天走街串巷，谁家吵嘴、谁家打架都门清。
咸丰年间四川重庆府合川县的王某，因为欠钱和邻居李某打起来，失手把李某打死了，撒腿就想跑。约正听说后，一边让乡民保护现场，一边派人跟着王某，还报了官。王某想躲在亲戚家，亲戚想起乡约讲的“藏杀人犯流三千里”，死活不敢留他。最后王某走投无路，被乡民们捆了送官，按过失杀人判了杖一百、流三千里，约正也因为报官及时，得了县衙的赏钱。
当然，乡约也不能乱来。《大清律例·刑律·断狱》专门定了规矩：“乡约、族长不能随便拷打人，也不能私设牢房；要是敢违规，打一百板子，徒三年。”浙江台州府黄岩县有个乡约，调解田产纠纷时怀疑张某撒谎，把张某关在乡约所里拷打，逼他承认“侵占田产”。张某家人报官后，县官按律打了乡约八十板子，革了他的约正职务，还让他赔张某的医药费，这事后来被当成“乡约越权”的反面例子，在浙江各乡约所讲了好几年。
三、南北差异：江南宗族“带飞”乡约，北方官府“推着”乡约走
清代疆域大，江南和北方的风土差得远，乡约和国法的“绑定”玩法也不一样：江南宗族势力强，玩的是“宗族+乡约+国法”的组合拳；北方宗族弱，走的是“官府牵头、乡约跑腿”的路子，俩地方各有各的门道，却都把礼法融合玩出了花样。
（一）江南地区：宗族带着乡约“混江湖”
江南的苏、松、常、杭、嘉、湖六府，不光富得流油，宗族势力也大得吓人——一个村往往是一个宗族的天下，祠堂比县衙还威风。这里的乡约入律，其实是宗族规约、乡约、国法的“三方合作”。江苏吴县的《吴氏乡约》开篇就喊：“本乡约以《圣谕广训》为纲，以《大清律例》为据，以吴氏宗规为本，仨少一个都不行！”
族里子弟犯了事，先由族长按宗规收拾，收拾不了再找乡约，最后才轮得到官府。吴氏宗族的吴某就栽了：他赌钱欠了一屁股债，偷偷把族里的公有田卖了，族长先把他骂一顿，让他把田赎回来，吴某没钱，族长只好找乡约。乡约调解时，让吴某把自己的私房田卖了抵债，吴某还是不干，乡约直接报官，县官按律判他杖八十，逼着他卖田还族产，最后吴某不光没了田，还在宗族里抬不起头。
江南乡约的执行，靠的是族长和约正“搭伙”：族长管族内的事，约正管族外的事；要是两个宗族闹矛盾，就由双方族长和约正一起调解。乾隆年间吴县张、王两族争祖坟山地，先是族长们带着族规、乡约去谈，约定“以祖坟前三米为界，张族管界内，王族能在界边埋人，不能越界”。后来王族有个小子不守规矩，越界埋了亲人，张族族长找乡约和约着王族族长交涉，王族族长护短，乡约直接报官。县官按《大清律例·户律·田宅》判那小子杖八十，逼着他迁坟，还让王族族长给张族道歉，这事才算完。
江南乡约还会给律例“打补丁”。《大清律例·户律·钱债》只说“私放债每月利息不能超三分，最多还一本一利”，但江南做生意的多，不光借银子，还借粮食、布匹，律例管不过来。乡约就补了规矩：“不管借银子还是借粮食，都得立字据，写清利息、还款日期、抵押物，让约正或族长签字见证；要是无息借钱，可以不立字据，但得告诉值月，记在本子上。”
苏州府昆山县的周某就吃了没立字据的亏。他向乡绅陈某借了二十石粮，约定月息二分，半年还，俩人只告诉了值月，没立字据。半年后周某耍赖不认账，陈某找乡约帮忙，值月拿出登记簿作证，乡约调解不了报官，县官按律让周某连本带利还粮，周某最后只能认栽。这种“律例打底、乡约补漏”的玩法，刚好适配江南的商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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