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都飞回蓉都的航班上，我一直没合眼。
手机里塞满了消息：王婷每隔半小时汇报一次稽查进度，林爱国在协调各方关系，孙怀圣在打听是谁举报的，陈默和刘健在稳定团队情绪……而苏雨晴坐在我身边，一直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心冰凉。
“会没事的。”她轻声说，不知道是在安慰我，还是安慰自己。
“账目都规范，我知道。”我看着舷窗外的云海，“但稽查这个事……不在于你有没有问题，而在于查你的时间点，和查的力度。”
飞机落地时已是深夜。我们直接回公司，办公楼灯火通明。
财务室里，王婷脸色苍白地坐在电脑前，眼圈是黑的。三个穿着税务制服的人正在翻阅凭证，桌上堆满了账本。我们的法律顾问周律师站在一旁，表情严肃。
“林总。”王婷看见我，立刻站起来。
稽查组的负责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姓赵，表情刻板。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林晓是吧？我们是省稽查局的，依法对你们公司进行税务稽查。这是通知书。”
我接过盖着红章的文件，仔细看了三遍：“赵科长，我们积极配合。有什么需要尽管提。”
“那就好。”赵科长语气平淡，“我们接到实名举报，反映你们公司存在虚开发票、隐匿收入、骗取税收优惠等问题。举报材料很详细，所以我们得认真查。”
周律师上前一步：“赵科长，我们公司一直依法纳税，账目规范。举报材料是否涉嫌诬告……”
“查完就知道了。”赵科长打断他，“举报人提供了具体线索，我们必须核实。这是法定程序。”
王婷递给我一份清单：“他们要调走这三年的所有银行流水、购销合同、费用凭证，还有……农户收购台账。”
我心头一震。农户收购台账是最敏感的部分——里面记录了每一笔向农户收购产品的详细信息，包括价格、数量、农户身份证号。如果这份东西泄露，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体系都可能被复制。
“农户台账涉及商业秘密和农户隐私。”我说，“是否可以……”
“必须提供。”赵科长语气强硬，“我们要核实你们的成本真实性。如果你们拒绝，我们可以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周律师还想争辩，我摆摆手：“给。但必须签保密协议，承诺台账仅用于本次稽查，不得复印，不得泄露。”
“可以。”赵科长点头。
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公司像上了发条。
王婷带着财务部所有人配合稽查，每调取一份资料都要登记签收，全程录音录像。林爱国发动关系，打听稽查局的内部情况。孙怀圣动用了所有能想到的人脉，终于在一个老同学那里得到消息——举报材料是匿名寄到稽查局的，但“上面有人打了招呼，要求重点查”。
“是永丰吗？”我问。
“不像。”孙怀圣摇头，“张永丰那点关系，够不到省稽查局这个层面。我同学暗示……可能是更高层。”
更高层？我心里一沉。张薇？还是其他什么人？
第三天上午，稽查组把我和王婷叫到会议室。赵科长面前摊着几份凭证，脸色比来时更严肃。
“林总，我们初步发现几个问题。”他翻开笔记本，“第一，你们2020年收购青河基地农户李建国的红薯，单价是每斤2.5元。但同期市场价只有1.8元。为什么高出这么多？”
王婷立刻回答：“因为我们是订单农业，提前签了保底价。而且我们收购的是有机种植的红薯，品质要求更高，成本也高。这是合同和检测报告。”
她把一叠文件推过去。赵科长仔细看了，点点头。
“第二，你们2021年有一笔120万的宣传费，收款方是‘蓉都创智广告公司’。但我们查了，这家公司注册地址是虚假的，而且已经注销。是否存在虚开发票？”
这下麻烦了。那笔宣传费是当年我们在省电视台做广告的费用，因为是通过中间人介绍的，确实没仔细核查广告公司的资质。
周律师刚要开口，我抢先说：“赵科长，这件事我们承认有疏忽。当时为了赶广告档期，没有严格审查合作方资质。但费用是真实发生的，我们有广告播出记录、银行转账凭证，还有中间人的证言。”
“中间人是谁？”
“已经联系不上了。”我如实说，“但我们愿意补缴可能涉及的税款和滞纳金。”
赵科长盯着我看了几秒，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第三，”他翻到下一页，“也是最重要的——你们享受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税收优惠，根据规定需要‘带动农户500户以上，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举报材料说，你们实际带动的农户不到300户，而且很多农户增收数据是虚构的。”
会议室里的空气凝固了。
这个问题如果坐实，不仅之前的税收优惠要全部追缴，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取消龙头企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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