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十分,火车缓缓驶入温州站。
天色已经亮了,但还带着黎明时分的灰蒙。站台上人来人往,比上海西站热闹得多。叫卖声、吆喝声、各种方言混杂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海腥味、煤烟味和早点摊的油烟味。
“到了。”林卫东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一夜火车,虽然睡的是卧铺,但依然疲惫。
四人提着行李下车。站台比上海站小,但更拥挤。扛着麻袋的民工、提着箱子的生意人、带着孩子的妇女,挤作一团。
“先出站。”赵志刚走在最前面,用身体开路。
挤过人群,出了站。站前广场上,景象更惊人——密密麻麻的地摊,卖什么的都有:服装、鞋袜、小电器、眼镜、手表……每个摊位前都围着人,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我的天,这比咱们那儿集市还热闹。”刚子看呆了。
“温州就这样。”孙建军说,“全民做生意。你看那个卖打火机的,那个卖计算器的,都是家庭作坊做的。”
“先找个地方落脚。”林卫东说,“然后联系陈老四。”
“我知道个招待所,离这儿不远,我以前住过。”孙建军带路。
四人穿过广场,走进一条小巷。巷子里也都是店铺,不过比广场上正规些。在巷子尽头,有栋四层小楼,招牌上写着“国营东风旅社”。
“就这儿。”孙建军说。
招待所不大,但还算干净。前台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正在织毛衣。看到他们进来,抬起头:“住宿?”
“两个标准间。”林卫东说。
“介绍信。”
林卫东递过去卫东贸易公司的介绍信。女人看了看:“公司出差?”
“嗯。”
“一晚上十五块,押金二十。住几天?”
“先住两天。”
交了钱,拿了钥匙,四人上楼。房间在二楼,两个房间挨着。虽然叫标准间,但很简陋:两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个小桌子,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但好在有独立卫生间,能洗澡。
“先把东西放好。”林卫东把两个提包放在床下,“然后去吃早饭,再联系陈老四。”
四人简单洗漱后下楼。在招待所旁边找了个早点摊,点了豆浆、油条、包子。
“温州这边,吃的东西和咱们那儿差不多。”刚子边吃边说。
“口味稍微淡点。”赵志刚说。
正吃着,忽然有人走过来:“几位是滨城来的吧?”
四人抬头。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穿着白衬衫、黑裤子,看起来很精神。
“你是?”林卫东警惕地问。
“我是陈老板派来的。”男人笑着说,“陈老板让我在这儿等你们。我叫小王,是陈老板的司机。”
“陈老板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到?”
“昨天接到李老板的电话,说你们今天早上到。”小王说,“陈老板让我在这儿等着,怕你们找不到地方。”
林卫东和孙建军对视一眼。老李果然和陈老四联系了。
“陈老板现在在哪儿?”林卫东问。
“在香茗阁等你们。”小王说,“几位吃完早饭,我送你们过去。”
“行。”
四人加快吃饭速度。林卫东心里盘算着:陈老四这么热情,是好事还是坏事?
吃完饭,小王开车送他们去香茗阁。车是一辆黑色桑塔纳,在1988年,这是绝对的豪车。
“陈老板对这次交易很重视。”小王一边开车一边说,“特意交代我,一定要把几位安全送到。”
“谢谢。”林卫东说。
车开了大约二十分钟,到了香茗阁。还是那栋二层木楼,但白天看更气派些。门口停着好几辆车,有桑塔纳,有面包车,还有两辆进口车。
“陈老板在二楼雅间。”小王说,“几位请。”
四人上楼。二楼依然安静,雅间的门关着。小王敲了敲门:“陈老板,滨城的客人到了。”
“进来。”
推门进去。陈老四正在喝茶,身边还坐着两个人。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看起来像干部;另一个穿着中山装,年纪稍大,像个老江湖。
“小林来了!”陈老四站起身,很热情,“坐坐坐!这几位是……”
“我朋友孙建军、赵志刚、王刚。”林卫东介绍,“都是做生意的。”
“好好好,坐。”陈老四招呼,“介绍一下,这位是工商局的李科长,这位是温州商会的钱会长。”
工商局?商会?林卫东心里一动。陈老四把这些人请来,是什么意思?
“李科长,钱会长,你们好。”林卫东礼貌地打招呼。
“小同志很年轻嘛。”李科长打量着林卫东,“听老陈说,你这次带了五万面额的券?”
“是的。”
“大手笔。”钱会长开口了,声音很沉稳,“年轻人有魄力。不过……温州这边,最近查得严。特别是大额国库券交易,得正规。”
“我们手续齐全。”林卫东说,“公司执照、介绍信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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