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见祖父沉默,语气便放软了些,带着一种宣导式的、背书般的口吻:
“阿爷,过去的事,就让它沉在故纸堆里罢。先生教诲,我们要向前看。
精通‘协和语’,明白‘东亚义理’,才有出路,才能成为‘新世界’的栋梁。您总看这些,于身心无益,于……于大局也有碍的。”
老圃不再试图分说。他只是更深地低下头,将那本残破的书更紧地按在胸口,仿佛那是他最后一点微弱的体温,是他与那个已然死去的世界唯一的联系。
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猛地袭来,他佝偻着背,咳得像一片秋风中的残叶。
一口暗红的、带着腥气的血,毫无征兆地从他口中喷出,星星点点,溅在那泛黄的《诗经》上,立刻晕染开去,像一朵朵骤然绽放的、凄艳而绝望的花。
他抬起头,看着孙儿。孙儿被那血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眼神里掠过一丝本能的惊恐,但随即,那惊恐便被一种“理智”的厌恶所覆盖。
他似乎觉得,这血,连同这书,以及这咳血的老人,都是不洁的,是应该被彻底清除的旧时代的残渣。
在这一刻,老圃忽然什么都明白了。他们成功了。
他们不仅用刀剑征服了土地,他们还用另一种更锋利的武器,成功地制造了一种“新人”。
这种“新人”,以忘本为进步,以割裂为荣耀,像无根的浮萍,可以心安理得地、甚至满怀热情地漂浮在任何一潭被指定的死水之上。
文化的根脉,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彻底地斩断了。这比战场上千万颗头颅落地,更要可怕,更要令人胆寒。
二、编号的生涯
至于那些年轻些的,他们的“出路”,报纸上倒是天天在宣扬的,称之为“光荣的劳务输出”,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奉献。
我曾在梦里,见过那码头的景象。醒来时,枕畔是湿的,不知是汗,还是泪。
那是一种怎样的喧嚣与死寂啊!
喧嚣的是机器的咆哮,是蒸汽的嘶鸣,是官吏们拿着铁皮喇叭、声嘶力竭的喊叫。死寂的,是那些即将被运走的人。
他们排着歪歪扭扭、看不见首尾的长队,像一群被驱赶的、沉默的羔羊。
每个人的臂膀上,都用灼热的铁,烙上了一个清晰的号码,墨绿色,深深地嵌进皮肉里,像一条条扭曲的、活着的毒虫。
从此,他们便没有了名字,只有这个冰冷的、伴随他们直到腐烂的代号。
他们的眼神,大多是空洞的,茫然地望着那灰蒙蒙的、仿佛永远不会再晴朗起来的江面,或者干脆就低垂着,看着自己沾满泥污的、开了口的鞋。
间或有一两声压抑不住的、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啜泣,也立刻被旁边持枪者凶狠的呵斥所打断。
“八嘎!哭什么!这是为圣战出力,是无上的光荣!”
那说话的,是一个穿着体面制服的小头目,脸上泛着营养良好的油光,与那些面黄肌瘦的“羔羊”形成了刺眼的对照。
一列列闷罐车,如同巨大的、黑色的棺椁,静静地、阴森地卧在铁轨上,等待着吞噬这些活生生的祭品。
车门被“哗啦”一声拉开,露出里面黑洞洞的空间,一股混合着铁锈、汗臭、霉烂和便溺的气味,扑面而来,令人作呕。
人们被粗暴地推搡着,像塞货物一样,塞进那黑暗的深渊里。
一个,两个……直到那车厢里再也容不下一个转身的空间。
然后,车门“哐当”一声被关上,外加铁栓落下的、沉重而决绝的声响。
光,便与里面的人彻底隔绝了。
他们会被运到哪里去?是北海道上暗无天日的煤矿,还是南洋那热病横行的种植园?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问。
只知道,那是一条单程的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
我们的矿山,我们的森林,我们父兄子侄的筋骨与血肉,都成了别人建造其“王道乐土”的基土与砂浆。
那乐土越是金碧辉煌,这基土下的骸骨便堆积得越高,越厚。
偶尔,有零星的消息,像阴沟里的污水一样,偷偷地、艰难地流回来。
说是某处的矿坑塌了,埋了几百号人,名单(如果那也能算名单的话)上只是轻描淡写地注销了对应的号码;
说是某地的工棚发生了瘟疫,尸体像柴薪一样被堆起来,浇上煤油,一把火烧了了事;
说是有人不堪忍受,试图逃跑,被捉回来,当众砍了头,那头颅被悬挂在高杆上,以儆效尤。
“回家……”这两个字,成了深夜里最奢侈,也最不敢触碰的梦魇。
它像一根细小的、淬了毒的针,深深地扎在每一个漂泊者的心尖上,总在不经意间,刺得人浑身一颤,那无形的血,便汩汩地流出来,却无人得见。
然而第二天,太阳(如果还能看见太阳的话)照常升起,码头上依然上演着那喧嚣与死寂的哑剧,新的“羔羊”又被烙上号码,塞进那黑色的“棺椁”里。
这便是一种“奉献”的真谛了——将活生生的人,异化成一串串冰冷的、可以随时被抹去、被替代的数字。这数字的生涯,便是未来的“福报”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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