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的重庆，雾气从嘉陵江面升腾而起，将山城裹进一片湿漉漉的灰白里。
但这雾气遮不住一些东西——比如朝天门码头仓库砖墙上，那行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却依旧刺眼的粉笔字：“宁做战死鬼，不当帕万人”。
字是码头工人老刘三天前写的。
三天来，不断有人在这行字下面添东西：有人用炭笔画了把大刀，有人用小刀刻了颗五角星，昨天甚至有人贴了张从《希望周刊》上剪下来的《恒河梦魇》片段，用米汤黏得结结实实。
雾气也遮不住声音。
“聚贤居”茶馆里，刘铁嘴今天说的不是书，是“新闻”。
他拿着份皱巴巴的报纸——不是《希望周刊》，是国民政府官方办的《中央日报》——清清嗓子，对满堂茶客念道：
“本报转载《希望周刊》文章《黄粱梦之〈恒河梦魇〉》部分段落，并加编者按：此文虽写异国之事，然其中所陈民众疾苦、民族尊严之要义，足为我抗战军民所深思惕厉。
当此国难之际，我辈更当勿忘国耻，奋发图强，绝不可使子孙后代沦于他人之奴……”
念到“他人之奴”四个字时，刘铁嘴的声音陡然拔高，醒木“啪”地拍在桌上。
满堂茶客鸦雀无声，只有茶碗盖轻轻碰撞的脆响。
角落里，两个原本常在这里嘀咕“和谈”“出路”的绸缎庄老板，今天格外安静。
一个低头专心嗑瓜子，另一个则侧着身子，假装看窗外的江景。
三天前他们还敢小声说“汪先生那边或许有条活路”，今天这话是半个字也不敢提了——昨天下午，他们铺子门口被人用石灰水刷了八个大字：“想做帕万？请去印度！”
字歪歪扭扭，但意思毒得很。
两人吓得连夜擦掉，今天连茶馆都只敢坐角落。
这就是《恒河梦魇》发表三天后的重庆：投降论调像被掐住脖子的鸡，叫声戛然而止；
而一种更加沉默、更加坚硬的东西，在街头巷尾、茶馆码头、家家户户的油灯下，悄无声息地生长。
远在千里之外的沦陷区北平，变化更加隐秘，也更加危险。
深夜，西四牌楼附近一条窄巷深处，一扇不起眼的木门被轻轻推开。
里面是间堆满旧书、散发着霉味和油墨味的小屋。
七八个人围着一盏煤油灯，有穿长衫的学生，有手上还沾着机油痕的工人，有个戴眼镜的私塾先生，还有个用头巾包着脸、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年轻女子。
他们手里传阅着几张用最劣质的草纸油印的纸页，字迹模糊，有些地方已经洇开了，但标题还能看清：《恒河梦魇（节选）》。
“这是王先生昨晚送来的，”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低声说，“他说，重庆那边，这篇文章让整个山城都变了天。贾玉振先生让转告大家：我们在这里坚持一天，我们的子孙就少当一天帕万。”
私塾先生戴上老花镜，凑到灯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读到帕万在垃圾山与野狗争食那段，他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也擦了擦眼角。再读到帕万幻想来世做一天“龙国人”时，屋里响起压抑的啜泣声。
那个包着头巾的女子突然开口，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我家在冀中。上个月鬼子扫荡，我爹、我哥、我男人……都没了。我抱着孩子逃出来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子，井里填满了人，水都是红的。”
她顿了顿，煤油灯的火苗在她眼里跳跃：“刚才读到帕万想‘也许当初祖先能打赢就好了’，我心里就像被刀扎了一样。一百年后，我的孙子孙女，会不会也在哪个井边，想‘也许当初奶奶那辈人没投降就好了’？”
没人回答。但所有人的手都攥紧了，指甲陷进掌心。
“抄吧，”私塾先生重新戴上眼镜，铺开纸笔，“一人抄一份，藏在最保险的地方。鬼子可以烧我们的房子，杀我们的人，但烧不掉这些字，杀不掉这些念头。
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记得‘中国’两个字怎么写，鬼子就赢不了。”
煤油灯的火苗在夜风里摇晃，映着七八张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脸。
笔尖划过粗糙纸面的沙沙声，和远处日伪巡逻队的皮靴声混在一起，成了这个沦陷区深夜最悲壮的二重奏。
重庆，美国驻华使馆。
拉奥·夏尔马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已经一整天了。窗帘紧闭，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桌上摊着十几份报纸，中文的、英文的，无一例外都转载或报道了《恒河梦魇》。每看一行，他的脸色就阴沉一分。
终于，他抓起电话，用颤抖的声音对接线员说：“给我接华盛顿，国务院远东司，紧急密电。”
两小时后，一份长达三页的电报发往大洋彼岸。
拉奥在电报里极尽渲染之能事：称贾玉振“蓄意歪曲印度社会现实，煽动中国民众对盟国印度的仇视情绪”；
指责其文章“严重破坏抗战团结，为日寇分化盟国关系提供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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