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队坦克履带的轰鸣声和委员会铁腕的精准打击下,釜山地面上的邪教组织,如同被巨型除草机碾过的野草,一片狼藉,元气大伤。这场持续数周、力度空前的“大扫除”,给釜山市民和残余的歪门邪道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者说,心理阴影。(军队的作用更多是威慑)
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次从首尔来的“钦差大臣”和他领导的委员会,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他们带着警察、特工甚至军队,而在于他们手中那近乎无限的权力。
警察抓人需要证据链,特工行动有时也得遮遮掩掩,军队出动更是需要严格程序。但这个“肃清邪教特别行动委员会”不一样。
他们手里有全小将亲授的“尚方宝剑”,拥有从情报搜集、人员抓捕、证据审核到初步定罪的“一条龙”自主权。效率高得吓人,程序……嗯,他们的程序就是“委员会认定”。
这种集公检法部分权力于一身的模式,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目标时,展现出的威力是毁灭性的。
釜山的邪教残余分子私下流传着一句话:“宁可被警察抓十次,也别被委员会盯上一次。” 因为被警察抓,你还有机会请律师、走程序、拖时间;被委员会盯上,很可能下一秒就被定性为“邪教骨干”、“社会毒瘤”,然后直接“处理”了。
当然,成志贤也并非一味嗜杀。他有自己的底线和“分类处理”原则。
对于那些只是被裹挟参加、洗脑不深、没有实质性恶行的普通信徒,委员会在甄别后,大多予以训诫、罚款或短期社区服务后释放。成志贤对手下说:“我们的目标是铲除毒瘤组织,不是制造恐慌和扩大打击面。这些人更多是受害者,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对于那些被洗脑较深、思想顽固,但尚未犯下严重罪行的中层人员或狂热信徒,成志贤则启动了另一套方案。他利用资源和权限,紧急组建了一个由心理学、社会学专家组成的“思想疏导与矫正团队”。
这些人被集中送到特定的教育营(对外称“社会回归辅导中心”),由专家们进行系统的心理干预、思想矫正和社会价值观重建。虽然过程可能不那么“舒适”,但至少给了他们一个摆脱精神控制、回归正常社会的途径。
成志贤称之为“废物回收再利用,说不定还能炼出点钢来”。
至于那些教派高层、核心骨干、罪行累累的打手、以及像刺杀事件中那种被彻底洗脑的狂热分子?没什么好说的。
证据确凿,罪大恶极,委员会快速裁定,军事法庭(或特别法庭)迅速核准,然后便是清脆的枪声。他们的非法财产,自然被悉数查封、没收,充实了国库,也部分用于补偿受害者和支持“疏导团队”的运作。
这一手“抄家灭派”,既铲除了祸根,又充实了腰包,堪称高效。
釜山本地的官员们,早在成志贤遇刺、军队开进来的时候,就吓得魂飞魄散,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与所有可疑组织的“切割手术”,撇清关系比撇油花还利索。甚至有不少人主动跳出来,充当委员会的“带路党”,积极提供线索,生怕慢了一步就被归入“保护伞”行列。因此,整个行动对釜山本地官僚体系的冲击,反而比预想中小。
当釜山的天空逐渐恢复清朗,街道上再也看不到那些散发怪异传单、眼神空洞的“信徒”时,成志贤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目标——仁川。
仁川,这座重要的港口城市和首都圈门户,早已风声鹤唳。釜山发生的事情,通过各种渠道(官方通报、小道消息、乃至夸张的民间传说)早已传遍。那里的邪教组织可没有釜山同行们最初的“硬气”,更多的是惶惶不可终日。
“听说首尔来的‘活阎王’下一站就是我们这儿!”
“完了完了,连军队坦克都出动了!”
“赶紧把账本烧了!把人散了!”
“现在散还来得及吗?委员会好像不怎么看程序……”
“要不……咱们自首?”
仁川的阴暗角落里,弥漫着恐惧和绝望。不少中小型教派开始自动瓦解,头目跑路,信徒作鸟兽散。但也有些自以为根基深厚、或者抱有侥幸心理的,正在做最后的挣扎和隐藏。
成志贤带着他的委员会、部分特殊情报局精锐,以及那支象征意义巨大的坦克部队(部分),浩浩荡荡开赴仁川。他知道,有了釜山的“样板”,仁川的工作可能会“顺利”很多,但也需要防止狗急跳墙和更隐蔽的抵抗。
站在前往仁川的车队前,成志贤对身边的影一和朴秘书笑了笑:“看来,咱们的‘恶名’已经传开了。也好,省了不少口水。告诉仁川方面,准备接驾吧。希望他们能比釜山的朋友们……更懂事一点。”
仁川的“大扫除”,在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氛中,即将拉开序幕。而这一次,很多“蟑螂”可能连露面抵抗的勇气都没有了。
时间进入三月。月初的签到如期而至,这次获得的是一支35人的顶尖雇佣兵团队,同样自带绝对忠诚属性。成志贤看着这份“国际人才”清单,摸了摸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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