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第一场雪在腊月中旬就落了下来，军区家属院的槐树枝上积了层薄薄的白霜，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连院里的煤炉都得从早烧到晚，才能勉强抵挡住寒意。聂红玉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一边给煤炉添煤，一边听着沈廷洲从部队带回来的消息 —— 他今天开会，明显感觉到气氛不对，之前大力推进的 “后勤正规化” 突然放缓，领导讲话里多了些 “注意政治风向”“稳扎稳打” 的措辞，连之前计划推广的 “家属院食堂优化方案”，也被暂时搁置了。
“红玉，今天会上李副司令没怎么说话，散会时他悄悄跟我说，让我最近多注意家里，别太冒头。” 沈廷洲坐在炕边，手里的搪瓷缸子冒着热气，语气里带着点困惑，“我问他是不是有啥变动，他只说‘再等等看’，没多解释。你说，是不是政策又要变了？”
聂红玉手里的煤铲顿了顿，心里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她是穿越过来的，清楚记得 1975 年底到 1976 年初的历史脉络 —— 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会遭遇波折，社会氛围会有短暂的紧张，虽然她不确定具体会影响到哪一步，但 “未雨绸缪” 总是没错的。在黄土坡的经历让她明白，越是动荡的时候，“物资” 和 “认知” 越是底气 —— 有粮有布，家人能安稳过日子；懂政策懂趋势，才能在变动中抓住机会，而不是被时代浪潮裹挟。
“廷洲，不管政策变不变，咱们多备点物资总没错。” 聂红玉把煤炉盖好，走到炕边坐下，语气平静却坚定，“冬天路滑，万一雪下大了，供销社和生产队送不了货，咱们手里有粮有布，心里不慌。而且小石头还在长个子，明年春天的衣服现在就能准备，布料多买些，也能省点布票。”
沈廷洲虽然不完全明白妻子的 “预感” 从何而来，但他信任聂红玉的判断 —— 从黄土坡的养猪场到家属院的食堂优化，她的每一次 “准备” 都没错过。他点了点头：“行，听你的。这个月我的工资发了 38 块，加上你食堂顾问的 20 块，一共 58 块，你看着安排。票证也都在抽屉里，布票还有 8 尺，粮票 15 斤，油票 3 两，你要是不够，我再跟后勤科问问，能不能多申请点。”
柳氏在旁边缝补衣服，听到这话抬起头：“红玉，买是该买，可别买太多浪费了。咱们在黄土坡苦惯了，现在日子刚好过点，别把钱都囤成东西，万一用不上，不白瞎了？” 她这辈子过怕了穷日子，总觉得钱揣在兜里才踏实，囤太多物资心里没底。
“娘，您放心，我不会瞎买。” 聂红玉笑着解释，“布料我买 4 尺棉布，给您做件新棉袄，您那件旧棉袄都穿了三年了，棉花都板结了；再买 2 尺花布，给小石头做件春装；剩下 2 尺留着备用，万一衣服破了能补。粮食方面，除了定量的，我再跟红星生产队的老周订 100 斤玉米、50 斤红薯干，冬天熬粥、做饼都能用，而且玉米和红薯干耐放，放半年都坏不了，就算雪下大了，也不用担心没吃的。”
她算得精细，既解决了家人的实际需求，又不会显得 “反常”——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冬天囤点粗粮、做件新衣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柳氏听着有理，不再反对，反而主动说：“棉布要选深灰色的，耐脏；花布选小碎花的，小石头穿着精神。我跟你一起去供销社，帮你挑挑，我眼神比你好。”
第二天一早，聂红玉和柳氏裹着厚棉袄，踩着雪去了公社供销社。供销社的玻璃柜台里，整齐叠着各种颜色的布料，棉布 1.2 元一尺，花布 1.5 元一尺，售货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跟聂红玉熟 —— 之前集体买菜时，聂红玉帮她整理过家里的缝纫机，还教她做过红薯饼。
“沈媳妇，柳婶，这么冷的天还来买布啊？” 售货员笑着打招呼，从柜台里拿出几卷布料，“这深灰色的棉布是新到的，棉花足，做棉袄暖和；小碎花布也是刚进的，孩子们都爱穿。” 聂红玉接过棉布摸了摸，确实厚实，她指了指：“大姐，棉布要 4 尺，花布 2 尺。对了，您这儿有没有红薯干？我想多买些，冬天熬粥给孩子喝。”
“红薯干有，在后面仓库里，1 毛 2 一斤，你要多少？” 售货员很实在，“最近生产队送了不少来，你要是多买，我给你算 1 毛 1 一斤，算照顾你了。” 聂红玉心里高兴，赶紧说：“给我称 50 斤，麻烦您帮我装在两个布袋子里，我好拎。”
买完布料和红薯干，聂红玉又跟售货员订了 100 斤玉米，约定后天让老周用马车送到家属院 —— 老周的生产队离供销社近，顺便能帮忙拉货。柳氏看着聂红玉有条不紊地采购，心里的疑虑彻底消了，反而觉得女儿考虑周全：“你看这棉布，摸着多厚实，做棉袄肯定暖和。小石头要是知道给他买花布，肯定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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