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兴缓缓起身，他身份超然，既是宗室长辈，又曾执掌皇城司，对辽夏内情了解极深。
他先向赵煦行了一礼，然后开口道：
“官家，老臣以为，章相公、曾枢密、吕经略所言，皆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各有侧重。
章相公欲扬我国威，掌握主动，其志可嘉。
曾枢密虑及全局，避免双线作战，其心老成。
吕经略着眼实利，釜底抽薪，其策亦巧。”
他先是肯定了各方，随即话锋一转：
“但是，应对此事，需刚柔并济，既要坚持原则，维护大宋尊严与利益，亦需审时度势，避免落入辽人圈套，陷入被动。”
他看向赵煦，目光深邃：
“老臣建议，朝廷立场或可稍作修正。
对于辽国调停，我朝不必完全拒绝，亦不可全盘接受。
可对外宣称，允许边臣与西夏接触，商讨停战条件。”
他顿了顿，清晰地阐述修正后的立场：
“理由如下：第一，需明确一点，夏国罪恶深重，虽然其可能会遣使谢罪，但诚意如何，尚未可知，我朝绝不轻易开纳允和。之所以愿意与之商量，完全是看在其宗主国——北朝遣使劝和的面子上！是给北朝面子，而非西夏本身有资格与我朝平起平坐！”
此言一出，赵煦眼中精光一闪，章惇、曾布等人也若有所思。
赵宗兴这话，巧妙地将“允和”的动机，从西夏的服软，转移到了给辽国面子之上，瞬间拔高了大宋的地位，贬低了西夏。
赵宗兴继续道：“第二，商量可以，但前提是，西夏必须‘至诚服罪听命’！何为至诚？何为听命？这解释权，在我！我朝可‘相度许以自新’，也就是说，是否原谅，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由我朝根据其表现来决定！”
他接着抛出了最关键的一点，语气变得格外强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借此机会，逼西夏澄清与辽、与我大宋的关系性质！
辽与西夏，乃是‘父子’之盟。
而我大宋与西夏，则绝非平等之国！
自李继迁起，西夏便是我大宋之藩属，是统治者与子民的关系！
太宗皇帝、真宗皇帝念及边民，授予李继迁疆土，使其世守西陲，乃皇恩浩荡！
如今西夏不臣，屡屡犯上，我大宋作为宗主国，惩罚不听话的子民，乃是天经地义！这与辽国何干？何须辽国来指手画脚，妄加调停？！”
他目光扫过众人，最后定格在赵煦身上，总结道：
“所以，朝廷当坚持：宋夏之事，乃君臣内部事务。
辽国之调停，是基于其与西夏的姻亲关系，我朝给予尊重，但绝不容其干涉我朝对属臣的惩戒之权！
所有西夏占据之土地，追根溯源，皆乃太宗、真宗所赐！
若西夏冥顽不灵，不肯真心投降臣服，那么，我大宋朝廷，保留收回一切统治权，收回所有疆土的最终权力！
届时，便不是归还几座城寨的问题，而是恢复旧疆，彻底解决西夏割据的问题！”
赵宗兴这一番话，逻辑严密，立场强硬却又留有转圜余地。
既接过了辽国调停的由头，避免了立刻与辽国撕破脸，又牢牢掌握了道义制高点和谈判主动权，将西夏死死按在“藩属罪臣”的位置上。
御书房内一片寂静。
章惇细细品味着赵宗兴的话，眼中的锐气未减，但多了几分深思，他发现赵宗兴的策略，虽然表面看似接受了调停，实则比他单纯的拒绝更为强硬和高明，是将辽国的调停纳入到了大宋设定的规则框架内。
曾布和吕惠卿也微微颔首，认为此策既考虑了现实风险，又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和尊严。
赵煦沉吟良久，他抬起头，目光变得坚定，显然已有了决断。
“皇叔祖老成谋国，此策甚善！”
赵煦的声音恢复了帝王的沉稳与权威，“便依皇叔祖所言，修正朝廷立场。诏告边臣及回复辽使：夏国罪孽深重，虽北朝遣使劝和，我朝亦不会轻易开纳。然，念在北朝情面，可令边臣与之接触，商谈停战。前提是，西夏必须至诚服罪听命，我朝方会相度情况，许其自新。”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强调核心：“同时，必须让西夏和辽国明确知晓，宋夏乃君臣，非平等之国！西夏所有，皆乃皇祖所赐！若其不降，我不吝亲提王师，收回一切！至于辽国……其关切之心，我已知晓，然此乃我之家事，望其勿要过度干预，以免伤了两国和气！”
“章卿，”他看向章惇，“此番回应，由你政事堂牵头拟定正式文书，务必措辞严谨，既彰显天朝气度，亦不容丝毫僭越！”
“曾卿，枢密院需密令种师道、章楶等人，前线戒备不可松懈，横山防线加速构筑，以防西夏狗急跳墙！”
“吕卿，你熟悉西夏内情，关于如何迫使其澄清与辽关系，你可细细筹划，上奏于我！”
“臣等遵旨！”章惇、曾布、吕惠卿齐齐躬身领命。
赵煦最后看向赵宗兴：“皇叔祖，辽国境内之事，及‘天罡’密探启动，便全权拜托您了。”
“老臣，万死不辞！”赵宗兴肃然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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