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体系的蓝图刚刚绘就，技术论证与采购流程艰难启动，“蓝剑行动”筹备工作另一项具有战略意义且迫在眉睫的任务被提上核心议程——组建女子警察分队。
这一要求，首先直接来源于联合国的明文规定与倡导。联合国安理会自2000年通过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号决议以来，不断强调并具体量化要求各维和出兵国增加女性维和人员的比例，特别是在警察和军事观察员层面。联合国维和行动部（DPO）和警察司（UNPOL）明确鼓励并期望，成建制警察部队（FPU）中女性比例应力争达到20%。这不仅是为了体现性别平等原则，更是因为女性维和人员在执行某些特定任务、接触当地女性民众、处理性别暴力案件、促进社区融合等方面，具有男性无法替代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这不仅是为了满足指标，更是为了提升我们整个队伍的履职能力和行动效能。”在关于组建女警分队的专题筹备会议上，杨洛态度鲜明，“未来的任务区，文化习俗各异，很多涉及妇女儿童的事务，由女警出面会更合适、更有效，也能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我们必须建立一支专业、精干、能打硬仗的女警分队。”
然而，摆在面前的现实挑战重重。初选留下的一百五十余名预备队员中，女性仅有不到二十人。虽然她们都通过了严苛的体能、技能和心理初选，证明了自身的优秀，但要组建一支约三十人（按140人总数，20%比例计算）规模、具备独立执行任务和支援全队能力的女警分队，人员缺口明显，且缺乏针对女性维和警务的系统性训练经验和方案。
周浩迅速行动起来，一方面向全国各省市公安机关再次发出特急通知，增补选拔优秀女警，特别强调需要具备一线实战经验、良好外语基础、心理素质过硬，并优先考虑具有法医、侦查、医疗、通信、心理咨询等专业背景的人员。另一方面，他牵头成立了一个由部里相关部门、女性警务专家、社会性别问题学者、以及有海外维和工作经验的女性警官共同组成的“女警分队专项工作组”，着手制定专门的选拔补充标准和训练大纲。
许航则面临新的战术训练课题。他必须设计出一套既能保障女警分队完成其特有任务（如搜查女性、处理性暴力案件受害者、接触妇女儿童群体、参与女性社区活动等），又能确保她们在共同执勤、武力对抗、野外生存等环节不逊于男队员，甚至能发挥独特作用的训练方案。这需要打破许多传统的训练思维定式。
“我们需要更精细的力量训练和技巧训练，”许航在教官组内部讨论时说，“不是降低标准，而是优化方法。比如擒拿控制，要更强调杠杆原理和关节技的运用，而非纯粹的力量对抗。武器使用上，要针对女队员的臂长、握力和反应特点，调整持枪姿势和射击训练方法。体能训练要增加核心力量、耐力和柔韧性的比重。同时，必须加入大量针对女性生理特点的健康保护和战场急救知识。”
阿依古丽·买买提作为初选中表现极为亮眼的女队员，自然进入了专项工作组的视野，并受邀参与部分训练内容的讨论。在关于“如何在高压武力对抗中保护自身并有效控制目标”的研讨中，她结合自己在边疆反恐一线的工作经验，提出了切实建议：“力量不足时，速度和出其不意是关键。我们可以多训练利用环境、随身工具（如手电、警棍）进行辅助控制，以及两人或三人小组的协同抓捕战术，弥补个体力量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在遭受攻击或压制时的脱身与反击技巧，这些技巧更依赖于时机和精准度，而非绝对力量。”
她的建议得到了许航和几位资深格斗教官的认可，并被纳入训练草案。阿依古丽在讨论中表现出的冷静、专业和实战思维，给工作组留下了深刻印象。
增补选拔很快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优秀女警齐聚基地，她们中有边防检查站的查缉能手，有刑侦战线的审讯专家，有特警队的狙击手，也有基层派出所的群众工作标兵。经过又一轮严格的筛选，最终有十五人成功入选，与初选留下的十九名女队员一起，组成了三十四人的女警分队（略超20%比例）。
分队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气氛有些微妙。三十四名女队员整齐列队，但眼神中除了坚毅，也难免夹杂着些许对未知的忐忑，以及面对高强度挑战的自我怀疑。她们知道，自己将肩负特殊的期望，也必然面对特殊的审视。
杨洛和许航、周浩出席了这次会议。杨洛没有讲太多大道理，只是平静地告诉她们：“成立女警分队，不是因为你们是女性所以需要‘照顾’，而是因为这支队伍需要你们独特的视角、能力和力量。未来在任务区，你们将不仅仅是‘女警’，更是‘维和警察’。你们的标准，和所有人一样，甚至在某些方面，要求会更高，因为你们可能会面临更复杂的文化情境和更挑剔的目光。我相信你们能行，但这份相信，需要你们用汗水和智慧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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