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安部大楼顶层会议室，清晨七点。
深红色的长条会议桌两侧已经坐满了人，但会场异常安静，只有偶尔翻动文件的沙沙声和空调出风的低鸣。杨洛坐在会议桌中部靠前的位置，面前摊开着连夜准备的汇报材料。他左手边是陆振华，右手边是刘建国，三人代表“7·26”专案组的核心指挥层。
今天是中央层级“涉外工作协调组”的第一次正式会议。这个协调组由外交部、公安部、国防部、国家安全部、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等多个核心部委的高级官员组成，规格之高在近年来的涉外刑事案件中实属罕见。会议主持者是中央政法委的一位副秘书长，姓郑，年约六十，面容清癯，眼神锐利如鹰。
“人都到齐了，开会。”郑副秘书长没有开场白，直接进入主题，“首先请公安部‘7·26’专案组杨洛同志汇报案件最新进展。”
杨洛站起身，走到会议室前方的电子屏前。屏幕已经连接了他的笔记本电脑，显示出专案组最新的证据关联图。
“各位领导，同志们，我代表‘7·26’专案组汇报。”杨洛的声音平稳而清晰，即便面对满屋子比他级别高得多的领导，依然保持着职业化的冷静，“截止今天凌晨六点，专案组在案件侦查方面取得以下关键进展——”
他调出第一组图表：“第一，现场勘查方面。我方派往泰国的勘查组已完成对两艘受害船只的三轮全面勘查，获取关键物证427件。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是：发现了伪造的航行日志、来自缅甸矿区的土壤样本、野猪毛发等证据，证明船上毒品是在缅甸包装后整体搬运上船，而非临时藏匿。”
国防部的一位少将仔细看着屏幕上的物证照片，问道：“伪造日志的鉴定结论可靠吗？”
“完全可靠。”杨洛调出高工团队的技术分析报告，“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组织了七位专家进行会检，一致认定7月24日的航行日志页面是后来替换的。原始页面被撕毁，伪造者虽然模仿了船长的笔迹，但忽略了他的书写习惯细节和纸张压痕规律。”
外交部的一位司长追问：“这些证据，泰方认可吗？”
“部分认可，但态度仍有保留。”陆振华接过话头，“泰方技术部门承认了我们发现的事实，但在案件定性上，泰警方高层仍有分歧。务实派认为证据确凿，应深入调查；但另一派系——可能与当地利益集团有关联——仍在推动‘毒品火并’的定性。我们判断，泰方内部存在博弈。”
郑副秘书长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几笔：“继续。”
“第二，情报侦查方面。”杨洛切换画面，显示出通讯信号解析图和资金流向图，“通过技术手段，我们破解了案发时段部分可疑通讯，确认至少有两批人参与作案：一批为专业武装人员，信号源指向缅甸大其力老虎山营地——该营地由地方武装‘勐腊军’控制；另一批为临时招募的辅助人员，负责搬运毒品和伪造现场。”
他放大了资金流向图：“同时，我们追查发现，受害船只‘澜湾8号’的船东吴文斌在案发前两个月，曾在缅甸欠下塔昆集团控制的地下钱庄高额债务。在他拒绝为塔昆集团运毒后不久，其账户收到一笔来自塔昆关联企业的三十万元汇款——这显然是预设的栽赃环节，意图在案件调查中将船东塑造成贩毒参与者。”
国安部的一位副局长身体前倾：“塔昆集团与勐腊军的关系，有确凿证据吗？”
“间接证据充分，直接证据仍在收集。”杨洛坦承，“我们通过边境情报渠道确认，勐腊军二号人物诺康的弟弟是塔昆集团的股东之一。双方在毒品生产、运输、洗钱等环节有深度合作。但能够证明他们共同策划‘7·26’案件的直接证据——比如书面命令、会议记录、资金支付凭证——目前尚未获取。”
“第三，国际协作方面。”陆振华开始汇报，“过去七十二小时，我们通过外交渠道向缅、泰、老三国递交了正式照会和司法协助请求。目前反馈是：老挝方面态度积极但能力有限；泰国方面表面配合但实质拖延；缅甸方面反应冷淡，以‘地方事务复杂’为由婉拒深入合作。”
他调出外交函件的发送记录和三国回复的摘要：“特别是缅甸，我们要求其调查老虎山营地异常活动的要求，已被搁置一周。缅方外交部表示‘需要内部协调’，但我们驻缅使馆反馈，真正阻力来自缅北地方势力，缅甸中央政府对其控制力有限。”
会议室里气氛凝重。这些情况在座各位都有所了解，但由专案组系统汇报出来，依然让人感受到案件侦破面临的巨大困难。
“第四，专案组下一步计划。”杨洛回到座位上，但目光依然直视前方，“基于现有进展，我们建议采取三线并进的策略——”
郑副秘书长抬手示意：“详细说。”
“一线，证据深化线。”杨洛道，“继续在泰国深化勘查，特别是要寻找能将塔昆集团与案件直接关联的生物检材或物证。同时，在境内深挖船东吴文斌的社会关系，寻找其他可能被塔昆集团胁迫或收买的涉案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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