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是什么？金光化工呗。”老先生指了指北面，“虽然隔了几公里，但当年那场爆炸，谁知道有没有什么残留影响？政府倒是来检测过了，说是达标。可这达标，是最低标准，还是最优标准？对我们这种有孩子、有老人的家庭来说，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
周正帆点点头：“理解。毕竟健康是第一位的。我看公告栏上说，业主议事会在推动深度监测？”
“是啊。”老先生叹了口气，“光靠政府那一次检测，不足以让人完全放心。我们一些业主商量，想自己凑钱，请更权威的国外机构，或者至少是京城的顶尖实验室，再来做一次更全面、更长期的监测。但这涉及到采样许可、数据比对，很麻烦。跟社区、街道反映过，他们做不了主，往上推。”
这时，一位三十多岁、穿着运动服慢跑过来的年轻男子在长椅旁停下，擦了擦汗，接口道：“刘教授，又在忧国忧民呢？”他显然和老先生很熟络。
被称作刘教授的老先生无奈地笑了笑：“小陈，你就别取笑我了。事关大家健康，怎么能不关心？”
年轻男子小陈看向周正帆，热情地解释道：“刘教授是我们江东大学的化学系退休教授，对环境污染问题特别关注。要我说啊，咱们自己检测是一方面，关键还得督促政府把那块污染源彻底治好了！一天不治理，就一天是悬在头上的剑。”
周正帆问道：“我听说市里已经在规划治理了，好像还在谈引入社会资本？”
“消息挺灵通嘛。”小陈有些惊讶地看了周正帆一眼，“是有这个说法。但我们担心啊，这社会资本进来，是以治理为主，还是以开发盈利为主？别到时候治理草草了事，光想着盖楼卖钱，那才是遗祸无穷！我们业主群里都在讨论，要是政府引入企业治理，我们必须要有知情权和监督权，治理方案、验收标准，必须向我们公开！”
刘教授补充道：“不仅仅是治理。我们更关心的是长期的健康追踪。现在科学界也承认，有些环境污染的健康影响有潜伏期。政府应该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对我们这些可能受影响区域的居民，进行定期的、免费的健康体检和档案管理，不能等问题爆发了再来补救。”
他们的言论理性、条理清晰，提出的要求具体而专业，充满了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这与安置小区居民那种基于生存需求的直接抱怨，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同样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和鞭策。
周正帆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他发现，这些中产居民并非一味指责，他们愿意自己去行动，但也期望政府能搭建平台、畅通渠道，实现更有效的官民协作。
“其实，周市长前段时间提出的那个‘超常透明’和‘邀请群众监督’的思路，我们是认可的。”小陈忽然说道，“方向是对的。就怕执行起来走样，或者虎头蛇尾。而且，我们感觉市里面好像也不是铁板一块，有领导支持，肯定也有领导反对。别搞到最后，又是不了了之。”
刘教授也感慨道：“是啊，政策的连续性很重要。不能换一任领导，就换一套做法。尤其是这种关乎长远和民生的大事，更需要超越任期考量的政治定力。”
这些话，像锤子一样敲在周正帆心上。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敏锐地察觉到政府内部的分歧和压力。自己与周启年的争论，虽然发生在会议室里，但其影响，似乎已经透过各种渠道，扩散到了民间，影响了民众的信心。
**在枫林景秀，周正帆听到了更多基于数据和逻辑的分析，更多建设性的意见，但也感受到了更深的忧虑和更高的期待。** 这里的居民，要的不仅仅是当下的补偿和安抚，更是长久的安全保障和制度化的权益维护。
离开枫林景秀时，夜已渐深。秋风吹过，带着一丝凉意。周正帆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疲惫，这种疲惫源于大量未经过滤的信息冲击，也源于对自身工作更深刻的反思。
**他没有选择回家，而是漫无目的地走在江边的步行道上。** 这里是他熟悉的地方，多少次压力巨大时，他都会来这里走一走，看着流淌的江水，让自己的思绪慢慢沉淀。
江风拂面，带来湿润的水汽。两岸的霓虹倒映在江水中，流光溢彩，勾勒出城市的繁华轮廓。但周正帆知道，在这片繁华之下，隐藏着无数像安置小区张伯、枫林景秀刘教授和小陈那样的普通人和他们的悲欢离合、焦虑期盼。
“政策好不好，老百姓的脸色是唯一的尺度。” 这句话，他曾在很多场合引用过，但直到今天，当他真正摘下“副市长”的光环，以普通人的身份去倾听、去感受时，才无比真切地体会到这句话千钧的重量。
这尺度，量出的不仅是政策的成效，更是执政者的良心。
**走着走着，他看到一个路边的小夜市，烟火气十足。** 各种小吃摊飘散着诱人的香味，下夜班的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着烧烤，喝着啤酒，大声谈笑。这是一幅充满生命力的市井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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