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时光，足以让一座小镇遗忘许多事情，却不足以让许家从流言的泥沼里挣脱半分。相反，那泥沼仿佛生了根，长了须，将他们缠得更深、更牢。
狗剩八岁了，到了该背着书包、走进镇中心小学大门的年纪。这本该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却在许家掀起了一阵微妙的、带着腐朽气味的涟漪。
“媛配欢”超市的招牌更旧了，漆皮剥落，字迹模糊。店里的货架空了一半，积着灰。大锤几乎整天都窝在收银台后面的破藤椅里，怀里揣着个掉漆的保温杯，里面装的不是茶，是劣质的散装白酒。他喝得更多了，眼睛常年泛着浑浊的红，看人时目光飘忽，仿佛隔着层毛玻璃。别人叫他“大锤叔”，他反应半天才“唔”一声，再无往日那种刻意挺直的腰板和试图拿捏的腔调。面子？那层皮早被他自己和女儿扯得稀烂，如今只剩下一层厚如老茧的麻木，真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只要没人当着他的面，指着鼻子说“你闺女离婚了你家丢人现眼”，他就能缩在自己的酒精壳里，假装世界还是老样子。
唠叨更瘦了，背佝偻得厉害。她依旧每日早早起来，机械地打扫超市、整理那点可怜的货品、给一家人做饭。只是话更少了，脸上的笑容像是用久了干裂的面具，僵硬而苦涩。她照顾慕尘依旧“周到”，留饭、添衣，嘘寒问暖的套话一套接一套，可那眼神里早没了温度，只剩下一种近乎本能的、维持“家”这个空壳运转的习惯性动作。她心里那点对娘家人“团圆”的渴望，在狗剩周岁宴那场荒诞剧后，彻底熄灭了。宴席上娘家人敷衍的假笑和事后更明显的疏远，像最后一瓢冷水，浇透了她那点可怜的热望。如今，她最大的“面子工程”，就是确保孙子狗剩能“体体面面”地去上学，别让人看出这个家的窘迫和不堪。
而许三姐，这三年的岁月并未磨平她的棱角，反而将她淬炼得愈发偏执、愈发“不服”。罗清收回法脉的打击、童装店的惨败、日益沉重的债务、镇上那些挥之不去的目光……这一切非但没有让她反省，反而像燃料，把她心中那团名为“不甘”的邪火烧得更旺。她认定了是“时运不济”，是“小人作祟”，是“老天爷暂时闭了眼”。她依旧用所剩无几的信用卡额度和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借来的小额网贷，维持着最基本的“门面”——几件看起来不算太落伍的衣裳，一瓶劣质但香味刺鼻的香水，手机屏幕裂了也舍不得换，但壳子一定要是时下流行的款式。她的“事业”早已凋零，偶尔还有一两个不知底细的外乡人或实在走投无路的糊涂蛋找上门，问些鸡毛蒜皮，给个三五十块的“香火钱”，她便又能挺起腰杆，对着慕尘或空气，絮叨半天自己“还有本事”、“还有人找”。
她不是没想过离开。去年，一个远嫁北方的表姨辗转传来话，说那边县城有个商场招保洁，管住，工资虽不高但稳定，如果三姐愿意，可以带着孩子过去，从头开始。表姨话说得委婉，但意思明白：离开这个是非地，换个没人认识的环境，老老实实打工，养活孩子和自己。
那晚，三姐握着手机，在冰冷的客厅里坐了很久。窗外是小镇熟悉的、令人窒息的黑暗。有那么一瞬间，她几乎要点头了。离开，切断一切，像撕掉一块溃烂的伤疤，哪怕鲜血淋漓，至少新鲜空气能吹进来。可这个念头只闪现了不到一分钟，就被更强烈的情绪淹没了。
不甘心。
凭什么是我走？我许三姐当年也是风光过的！是那些红眼病、是兰花、是罗清、是慕尘这个废物……是所有人合起伙来把我害成这样的！我走了，岂不是正合了他们的意？岂不是承认我输了，败了，在这个镇上混不下去了？
离不开。
这片土地，这个小镇，这些熟悉又厌恶的面孔，构成了她全部的世界认知和“战场”。她的骄傲、耻辱、恩怨、以及那点可怜的“存在感”，全都系于此地。离开这里，她许三姐是谁？一个陌生的、一无所有的、中年打工妇女？那比杀了她还难受。温水煮青蛙，这锅水纵然滚烫，但毕竟熟悉，她知道哪片区域稍微凉快一点，知道怎么缩着脖子能暂时避开蒸汽。跳出去？外面是未知的冰窟还是火海？她不敢想，更不愿试。
放不下。
不是放不下亲情（她对父母早已只剩怨怼和利用），也不是放不下慕尘（那个男人在她心里早已是具行尸走肉），而是放不下那点残存的、扭曲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里，她好歹还是个“名人”，尽管是臭名。走出去，她就什么都不是了。她无法忍受那种彻底的“无名”状态，那意味着她过往几十年所有的折腾、算计、表演，都成了真正的笑话，连被人议论的资格都没有。于是，她回复表姨：“谢谢姨，心意领了。家里老人孩子都离不开，这边生意也还勉强能维持，走不开。”
她选择了留下，继续困在这个早已为她量身定做的舆论囚笼里。只要她不走，许家的故事就永远是小镇最鲜活、最持久的八卦素材。新的家庭矛盾、新的风流韵事、新的发财传奇或许会暂时吸引目光，但“许三姐一家”始终是那个经久不衰的“经典剧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拿出来咀嚼、品评、叹息一番。他们如愿以偿地成了“全镇最靓的仔”——只不过，这“靓”是打在耻辱柱上的聚光灯，照出的是满目疮痍与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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