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找到三姐，是在一周后的一个下午。她特意等别的家长都接走了孩子，才请三姐到教室旁边僻静的教师休息室谈话。年轻的女教师语气斟酌，尽量委婉：“家栋妈妈，孩子入学一周了，我观察了一下，家栋在课堂上注意力很难集中，几乎不参与互动，和同学交流也存在明显困难……他的眼神常常是空洞的，好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是不是应该重视一下这个问题？我建议，最好能带他去大一点的医院，比如市里的儿童保健科或者心理科，做个专业的评估，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咱们及早干预的情况？”
李老师的话还没说完，三姐的脸色已经像刷了一层青灰的漆，嘴唇抿得发白，那双惯于喷射怒火或伪饰精明的眼睛，瞬间瞪圆了，里面燃起的是被冒犯的、极具攻击性的火焰。
“李老师，你这话什么意思？”三姐的声音陡然拔高，尖利得刺耳，在安静的休息室里回荡，“什么叫‘有问题’？我儿子好得很！他就是年纪小，有点怕生，不爱说话而已！你们当老师的，教不了孩子，就说是孩子有问题？看不起我们农村来的孩子是不是？觉得我们穷，孩子就笨是不是？”
她往前逼近一步，手指几乎要戳到李老师的鼻尖，唾沫星子飞溅：“我告诉你，我儿子聪明着呢！他只是……只是还没适应！你们不会教，那是你们没本事！凭什么说我儿子要去医院？去那种地方，好好的孩子也要被说成有病！你们安的什么心？”
李老师被这突如其来的狂暴攻击弄得愣住了，脸一阵红一阵白，试图解释：“家栋妈妈，您别激动，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为了孩子好，及早发现及早……”
“为了孩子好？我看你就是想推卸责任！就是嫌我儿子麻烦！”三姐根本不听，怒火彻底吞噬了本就稀薄的理智。儿子在学校“表现不好”，这首先触犯的是她最敏感的神经——面子。这无异于当众扇她耳光，证明她许三姐连个孩子都养不好、教不好。她绝不能承认孩子可能“有问题”，那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这个家从根子上就是“有问题”的。她必须把责任推出去，推到老师身上，推到学校身上，推到任何地方，只要不是她自己和她的儿子。
争吵声引来了隔壁办公室的老师。三姐见状，更是拿出了撒泼的架势，声音愈发高亢，夹杂着对学校、对老师的种种臆测和指责，活脱脱一副“你们合伙欺负我们母子”的受害者加泼妇模样。最后，她一把拽过躲在门边、吓得瑟瑟发抖的许家栋，尖声道：“这学我们不上了！什么破学校！什么破老师！走，儿子，跟妈回家！”
她拉着儿子，像一阵裹挟着雷霆和羞辱的旋风，冲出了学校。留下李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面面相觑，摇头叹息。他们见过不讲理的家长，但像三姐这样反应激烈、蛮横颠倒黑白的，也确实少见。
然而，冲出校门，被初秋的凉风一吹，三姐胸膛里那股暴怒的虚火稍微降下去一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更粘稠的不安。儿子那双空洞的、时常走神的眼睛，那几乎不与人对视的躲闪，那偶尔冒出的、不合时宜的词汇，还有今天老师那虽然刺耳却未必全无道理的话……像一根根细小的刺，扎在她那被“面子”厚厚包裹的心上，隐隐作痛。
“万一……万一真有点什么……”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钻出来，让她打了个寒颤。她可以对着老师撒泼，可以自欺欺人，但她骗不了内心深处那点残存的、属于母亲的直觉。
纠结、愤怒、恐惧、还有一丝不敢深究的疑虑，在她心里翻腾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黑着眼圈，脸上带着一种破釜沉舟般的狰狞，再次拉起许家栋：“走，儿子，妈带你去市里最好的医院！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瞧瞧，我儿子好得很！”
她需要医院的一纸“正常”诊断，来狠狠打那些老师的脸，来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信念，来堵住一切可能的闲言碎语。这趟医院之行，与其说是为了孩子，不如说是为了她自己那颗濒临崩溃的虚荣心。
市儿童医院里消毒水的气味浓烈而冰冷。候诊的人群，孩子哭闹，家长焦灼，构成了另一幅充满压力的浮世绘。三姐紧紧攥着许家栋的手，手心汗湿。许家栋显得更加不安，紧紧贴着她，眼神四处躲闪，对嘈杂的环境表现出明显的抗拒。
一系列的检查、量表评估、医生问询……过程漫长而煎熬。三姐努力维持着镇定，回答医生的问题时，极力将儿子的行为“正常化”：“他就是内向，害羞。”“我们忙，陪他说话少。”“家里老人带，惯的。” 她甚至试图暗示，是学校老师有偏见。
然而，经验丰富的医生透过她修饰性的话语，通过与许家栋简单却艰难的互动，通过那些评估数据，看到了更本质的东西。
最终诊断书上的几行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了三姐的眼睛里，更烫在了她的心上：轻度自闭症谱系障碍（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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