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七月初七，七夕。
北京的晨光带着夏末的温软，漫过紫禁城的琉璃瓦，将乾清宫的金砖地照得亮堂。朱由检没像往年那样，留在坤宁宫陪周皇后过乞巧节——天还没亮，他就披了件半旧的青缎常服，坐在御案后翻查外阜司的奏报，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案角那方“敬天爱人”的玉印，眼底藏着几分按捺不住的期待。
“陛下，外阜司总司尚书张维贤、辅政文官温体仁，带着第一批税银和账册，在午门外候着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承恩轻手轻脚进来，声音压得极低——他知道，陛下等这一天，等了快四个月。
朱由检猛地抬头，眼中的倦意瞬间消散，手指在奏报上顿了顿：“宣。让他们直接到乾清宫来，带着税银和账册，朕要亲自看。”
“嗻。”王承恩躬身退下，心里也跟着紧了几分。自今年三月外阜司挂牌，朝堂上的争议就没断过——东林党人说海贸“乱纲常”，勋贵里也有不少人暗地抱怨“查税过严”，连周延儒都曾劝陛下“缓推新政”。如今第一批税银上缴，若是数目不及预期，恐怕又要引来一场风波。
没过多久，乾清宫的殿门外传来脚步声。张维贤穿着绯色官袍，腰间挂着外阜司的银鱼袋，手里捧着一个暗红色的木匣；温体仁则跟在后面，怀里抱着厚厚的账册，两人走到殿中，齐齐跪下：“臣张维贤、温体仁，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朱由检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税银和账册呢？呈上来。”
张维贤起身，双手捧着木匣上前，将匣子放在御案上。木匣上雕着缠枝莲纹，锁扣是纯银打造，上面刻着“外阜司总衙”四个字。朱由检伸手打开匣子，里面铺着一层明黄色的绸缎，绸缎上整齐地码着一锭锭官银——每锭五十两，银锭上印着“漳州分司”“泉州分司”的字样，还带着淡淡的海腥味，像是刚从商船上卸下来不久。
“陛下，”张维贤躬身道，“此次上缴的，是漳州、泉州两分司四月至六月的海贸税与工商税。其中，漳州分司收海贸税银七万三千两，工商税银二万一千两；泉州分司收海贸税银六万八千两，工商税银一万九千两——合计共十九万三千两。另外，泉州分司还带回南洋苏木、胡椒等货物，已交由内库清点，折合白银约三万两，算入下次上缴的税银中。”
“十九万三千两？”朱由检拿起一锭银锭，放在手里掂了掂，银锭的重量压得掌心微微发沉。他记得去年同期，江南织造府和市舶司加起来，也只缴了六万多两税银——如今外阜司刚运行三个月，就缴了近二十万两，比预期的还多了三万两。
温体仁见陛下神色松动，连忙将账册递上前：“陛下，这是两分司的明细账册，每一笔税银的来源、商户的姓名、商船的引票编号，都记录在案。臣已与内库司的官员核对过，数目无误，绝无虚瞒。”
朱由检翻开账册，只见上面的字迹工整，每一页都盖着外阜司分司的朱印。他翻到漳州分司的一页，看到“福兴号商船，运载生丝三百担，出海引票编号外阜漳字第001号，缴纳海贸税银四千五百两”的记录，突然想起三月挂牌那天，他对张维贤说的话——“朕要的不是虚数，是能填边饷、养士兵的实银”。
“好，好！”朱由检合上册子，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张卿，温卿，你们做得好！外阜司没辜负朕的信任，没辜负大明朝的百姓！”
张维贤和温体仁连忙再次跪下：“此乃陛下圣明，臣等只是尽了分内之事。”
“分内之事？”朱由检站起身，走到两人面前，亲手将他们扶起，“若是换了旁人，恐怕还在跟江南士绅周旋，哪能这么快缴上税银？朕知道，你们在漳州、泉州，没少受气——那些商户仗着有东林党撑腰，故意拖延缴税；还有些勋贵的家奴，借着身份阻挠查税，你们能压下来，不容易。”
张维贤心里一暖，眼眶微微发红：“陛下明察。漳州分司刚设的时候，江南盐商林万山故意拖欠税银三万两，还说‘有钱孝敬钱大人（钱谦益），没钱缴给外阜司’。臣让人查了他的盐场，发现他私藏盐引两千张，按律应罚银五万两——最后他不仅缴了欠税，还多缴了两万两罚款，其他商户见了，也就不敢再拖延了。”
“林万山？”朱由检眉头一皱，“就是去年给钱谦益送了十船绸缎的那个盐商？”
“正是。”温体仁补充道，“此事臣已记录在案，待下次朝会，臣会将这些抗税商户的名单呈上，恳请陛下严惩，以儆效尤。”
朱由检点了点头，目光又落回御案上的银锭：“这些税银，朕已有安排。十万两拨给关宁军，解他们的欠饷之困；五万两拨给陕西灾区，救济饥民；剩下的四万三千两，留给外阜司，用于扩充漳州、泉州的码头，再添派些人手，盯着宁波、松江两分司——那两处靠近江南，东林党人的势力更重，不能出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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