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初春的陕北,风裹着残冬的凛冽与黄沙,反复扑打着李自成军帐的帆布,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像是在为这支义军的未来低吟。帐内,一盏油灯的豆火忽明忽暗,将李自成沉凝的侧脸映在帐壁上,投下深浅不一的阴影。方才与部将私下议事的话语,仍在他耳畔反复回响:“闯王高迎祥虽威望尚在,可近年用兵多有迟疑,若再困守陕北,恐难成大事。”
这话像一根锋利的针,精准刺破了他心中最后一层对“尊卑有序”的顾忌,更让他看清了这支义军深处潜藏的致命局限——他们大多出身草莽,思维困在“守成”与“依附”的桎梏里,既不敢打破现有的权力格局,又对未来的出路缺乏长远谋划。
李自成起身走到帐边,指尖掀开一角帘幕,凛冽的风瞬间灌了进来,带着黄土的粗粝感。远处,高迎祥的中军帐灯火通明,如同一颗孤悬的星辰,帐外甲士往来巡视的身影不断闪过,甲胄碰撞的清脆声响隐约传来。那是高迎祥多年积攒的威势,连帐前竖起的旗杆,都似比别处挺拔几分,仿佛在无声宣告着“盟主”的权威。
李自成下意识攥紧了腰间的佩刀,冰凉的刀柄硌得指节泛白。他自崇祯二年投军,跟着高迎祥南征北战,从一个连姓名都少有人知的普通哨卒,拼到如今名号响亮的“闯将”,靠的从不是趋炎附势的依附,而是实打实的战功:渡黄河时,他带头跳进冰冷的河水,推着浮桥冲锋;破凤阳时,他第一个登上城头,砍杀明军守将;杀藩王时,他率精锐绕后突袭,断了敌军退路。哪一次不是他身先士卒,提着脑袋搏出来的?
可如今,高迎祥却偏安陕北,满脑子只想着与罗汝才、张献忠等义军“互为犄角”,守着这贫瘠的黄土坡苟活,全然不愿趁明军主力被张献忠牵制的空隙,挥师东进拿下河南腹地——那里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粮草,还有盼着义军解救的饥民。李自成心中暗叹,这便是义军的局限:他们能为了一口饭揭竿而起,却难有“取天下”的野心;能在战场上拼死厮杀,却走不出“守一亩三分地”的思维牢笼。
“将军,夜深了,帐外风大。”亲卫李过捧着一件厚实的棉甲进来,棉甲上还带着炭火的余温。李过是李自成的侄子,自小跟着他闯荡,最懂自家叔父心中的波澜。李自成接过棉甲,却没有立刻穿上,反而转身看向李过,目光沉沉地问道:“你说,若一军之中,主帅与将佐心志不一,主帅只求安稳,将佐却想破局,该当如何?”
李过闻言一怔,指尖下意识攥紧了棉甲的边角。他低头思索片刻,才压低声音回道:“叔父素有大志,麾下兄弟也多愿追随叔父——跟着您能打胜仗,能分到足额的粮草,还能看到活路。只是……高闯王毕竟是义军盟主,是大伙儿最初认下的‘领头人’,明着反目,恐落人口实,还会被其他义军说咱们‘以下犯上’。”
李自成缓缓点了点头,李过的话恰恰印证了他的判断:义军将士的思维,仍被“名分”与“舆论”束缚着。他们认可能带来实惠的领导者,却又不敢轻易打破既有的“规矩”;他们渴望改变困局,却又怕承担“背叛”的骂名。这种矛盾的心理,像一根绳子,捆住了义军前进的脚步。而他要做的,从不是简单的“反目”,而是要借着现实的困境,让麾下将士看清:谁才是真正能带着他们闯出一条生路的人,打破那层“唯名分论”的思维枷锁。
三日后,高迎祥在中军帐召集诸将议事。帐内弥漫着一股沉闷的气息,将领们大多面带愁容——军中粮草已所剩无几,不少士兵每日只能喝上两碗稀粥,连兵器都快没钱修缮了。高迎祥坐在主位上,手指反复摩挲着案几边缘,半晌才开口道:“近日探得消息,明军正暗中调集兵力,似要攻打山西的罗汝才。罗汝才虽与我军素有嫌隙,但毕竟同属义军,若他兵败,我军西面防线便会暴露。我意派三万兵力驰援山西,巩固西面防线,诸位以为如何?”
话音刚落,帐内一片寂静。将领们你看我、我看你,脸上满是犹豫。他们都知道罗汝才素有“曹操”之称,反复无常,前两年还曾暗中与明军勾结,坑过其他义军。可高迎祥是盟主,他开口提议,众人虽不情愿,却也没人敢率先反驳——这便是义军的另一层局限:对“首领权威”的盲目顺从,哪怕明知提议不妥,也不愿轻易质疑。
就在这时,李自成忽然出列,双手抱拳,声音清晰有力:“闯王,不妥!”
高迎祥皱起眉,看向李自成:“闯将有何高见?”
“罗汝才反复无常,绝非可信之人。”李自成上前一步,目光扫过帐内诸将,“我军若分兵三万驰援山西,陕北兵力便会空虚。一旦明军趁虚突袭,我军首尾难顾,到时候不仅救不了罗汝才,怕是连自身都难保。不如趁此时机,集中全军兵力攻打延安府——延安府富庶,且明军守军仅有五千老弱,拿下它易如反掌。届时开仓放粮,既能补充粮草,又能震慑周边明军,还能招募青壮扩充兵力,岂不比援救罗汝才稳妥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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